日本战犯为什么是苏联移交【三篇】

移交，读音yí jiāo，汉语词语，指把事物转移给有关方面，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日本战犯为什么是苏联移交3篇 , 供大家参考选择。

日本战犯为什么是苏联移交3篇

第一篇: 日本战犯为什么是苏联移交

中国为什么落后于日本

近代中国历史，就是一部辛酸的血泪史，中华民族承受了太多的苦难，而大部分灾难都是日本这个国家带来的。中国历史上曾经是比日本先进得多的国家，无论是经济、文化还是政治。公元六世纪，中国文化通过僧人、商人、教师传入日本，并广为流传，所以现在日本文化中有很多中国性的东西。但是从近代开始，尤其是甲午战争后，中国从各方面开始落后于日本。日本是一个资源缺乏的岛国，为了发展就必须向外扩张，从而在十九世纪末走上了一条侵略之路。日本人对中国势力的蝉食从甲午战争前就开始了，李鸿章时代，丢失了曾经的属国琉球群岛。在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失去了台湾岛和属国朝鲜。20世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东三省，“七七”事变后，日本又开始侵略全中国，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民族灾难，“南京大***”、“千里无人区”，仿佛历历在目，就发生在昨日。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所以民间的仇日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一些人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只把反日停留在情绪发泄上，而不认真考虑中国为什么落后于日本，落后的原因在哪里，为什么受到侵略。现阶段我们不需要把爱国只停留在口头上的激进分子，而是需要脚踏实地，认真为国家发展出力的仁人志士，只有国家发展了、强大了，我们才不会重犯历史上的错误，才不会被人侵略。

最近看过黄仁宇先生的著作《万历十五年》，很敬佩黄先生的“大历史观”，如果用他的“大历史观”分析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很容易就会看清历史的走向，找出胜利或失败的原因。黄先生的“大历史观”的主要思想是：对于一些历史问题，不能纠缠于历史上的某个细节，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没有必要。看待一个历史问题不能孤立于一段时间内，几年、几十年肯定是不行的，而要把它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去考虑中，也许是一、二百年，也许是三、五百年，要考虑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将它们联系起来，这样分析问题才会客观，才能接近问题的实质。对待中国为什么落后日本这个问题也是这样。如果我们把目光控制在几十年以内，我们只会看见中国与日本国力与科技上差距，而日本为什么领先于中国，在几十年的范围内是很难说清楚的，因为科技的发展是需要文化的积累的，一个国家的国力和科技水平在短时间内是很难发生质的飞跃，需要长期积累，甚至是几代人的努力。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在百年以内，我们还是只会看到综合国力的上的差距，依然弄不清这种差距的原因。而如果我们把时光倒转150年，追溯到日本的“明治维新”时期，我们就会发现中国落后的原因。同时代的清政府，因一、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认识到了自己的落后，兴起了一股“洋务运动”的热潮，只可惜无疾而终，成果是留下了一些兵工厂，清朝的军工制造水平有所进步，但和日本的“明治维新”根本无法相担并论。十九世纪中页，日本结束了幕府的统治，走上了变革之路，即后来的“明治维新”，这场变革是从上到下的政治革新，是政体的改革，日本的社会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政府管理更加高效。而清政府的“洋务运动”只是单纯的技术革新，没有触及到最需要改革的层面，所取得的结果根本无法和“明治维新”相比，所以从“明治维新”开始，就注定了清政府的落后。19世纪末，清皇帝光绪也曾经尝试过政体改革，号称“百日维新”，只维持了三个多月，最后以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头而告终，是一次失败的改革。如果这次变改成功的话，中国可能是另一番模样，可惜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势力扼杀了这次改革。

日本成功地施行政体改革，实行“明治维新”，是日本迅速超过中国根本原因。和清朝一样，日本也经历过长达两个世纪闭关自守，是美国的军舰打开了它的大门，并强迫与之签订了不平等的条约。在美国与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后，西方诸强纷纷登场，强迫日本签订了多个不平等条约，所以日本历史上也是饱受入侵的国家。在受到西方诸强的入侵之后，日本人意识到自己的落后，充分认识到社会变改的必要性，从而促成了日本的“明治维新”。这点与清政府对待入侵的态度完全不同。清政府在受到入侵后，在军事抵抗失败后，一味地偏安求和、割地赔款，把这当做苟且偷生的手段。在鸦片战争后，一些有识之士和政府官员也认识到与西方的差距，兴起一股“洋务运动”，可惜由于清政府中一些人的无能和短视，使中国近代的一次军事、经济改革半途夭折。一些人反对“洋务运动”的理由是，自己造武器不如买外国的，这样更便宜。诚然在开始阶段自己造武器的成本要高于买武器，但从国家利益长远的角度出发，这样做是必须的，好处是既发展了国家的军事工业，将来又不受制于人，可惜当时清政府上层都是一些短视的人，没有如此的战略眼光。

而日本则不同，在“明治维新”后，积极发展自己的军事工业。幕府倒台后，日本实行了一套类似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天皇成了名誉职位，不干涉政治，国家管理由内阁负责，而内阁又主要由军人构成。军人处于国家的最高层，参与政治，具有发言权，这种体制有利于军事科技的发展。内阁上台后，日本废除了原来的封建征兵制，以欧洲的标准建立现代化的海军，积极扶持军事工业，学习西方现代化的军事技术，使日本的军事科技水平迅速提高。这为在日后是甲午战争中，全面战胜清朝的北洋水师奠定了基础。为了购买外国军舰，日本天皇带头捐款，这和慈禧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合园有天壤之别，清政府怎能不失败？

“明治维新”后，日本在教育方面实施了初等义务教育，大批的外国学者被请到日本进行讲学，或创办学校和大学，许多日本人被送到国外进行学习，人才的积累为日本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人才是一国的立国之本，一个国家无论遭受什么样的破坏，只要人才在，就不愁发展。德国和日本在二战失败后，都受到了极大的破坏，但因为它有坚实的人才基础和长期的文化积累以及国民的高素质，二战后它们又迅速崛起，在美国的帮助下，又成为世界性的强国，如果没有“明治维新”时打下的基础，很难想像日本会成为什么样。日本是十九世纪末实行的初等义务制教育，而我们呢，清朝时没有，民国时没有，只是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后才开始，晚了将近半个多世纪，这难道不是一个差距吗？国民文化水平长期的低下，是中国落后于日本的又一个基本原因。

日本人又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早期学习中国唐朝的先进文化，在闭关自守时期，幕府也提倡学习外国先进的文化，维护学习外国语言的学校。当时日本的自然科学已有了分科，有物理学、医学等。而同时代的中国学生只能在私塾里学习，根本接触不到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与之相比又是一个差距；日本是一个紧凑的岛国，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和民族的单一性，造就了日本民族的团结精神，使他们更容易一致对外，在“明治维新”后，日本没有像中国那样出现过军阀混战，各霸一方，国家在内阁的管理下，高效运转。反观中国，在清政府倒台后，陷入军阀混战之中，日本人乘虚而入，蝉食中国的领土，导致中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这些都是血的教训啊。

从古到今，这个世界都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落后就要挨打，只有自己强大了，别人才会尊敬你，才不能小看于你，国与国之间也是这样。写这篇东西之前，考虑了很多，我并没有为日本人歌功颂德的意思，因为我讨厌日本人，提起他们，我总是想起那些民族仇恨。但不能否认的是，中国现在的发展水平落后于日本，这些都是历史造成的，有多方面的原因。在憎恨日本人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日本人身上优秀的东西，学习他们的优点，这样我们才会进步。“知耻而后勇”，现在的中国已走上了一条和平崛起之路，照此发展下去，中华民族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第二篇: 日本战犯为什么是苏联移交

苏联如何审判日本战犯：首次公开日军细菌战，斥美国替日掩盖

        1949年底苏联在其远东城市伯力城（Khabarovsk）就日军在战争期间“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对包括最后一任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等人在内的12名日本战犯公开审判。这场审判首次全面揭示了日军在中国东北进行活体实验、实施细菌战争等严重罪行，是二战后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针对细菌战罪行的国际大审判，开创了人类公开审判细菌战争犯罪的先河。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这场审判长期湮没，很少为国人所知。

1949年“伯力审判”（Khabarovsk Trial）庭上被起诉的部分日本军人。
        今年（恰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的第七十年。可以想见，在世界范围内——尤其当年参战各国，将会有多种多样的活动来纪念这场旷日持久、创巨痛深的人类浩劫，关于这场战争的记忆将被大规模唤醒，许多战争往事则会以形形色色的方式，重新涌入现时人们的生活当中。在这抚今追昔的庄严时刻，本文所要论及的是一场近乎被国人遗忘、但十分重要的战后国际审判活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五至三十日，在前苏联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Khabarovsk）针对日军“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战争罪行，对包括最后一任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等人在内的十二名日本战犯进行的公开审判。因为哈巴罗夫斯克原属中国领土，在汉语中旧名“伯力城”，故这场审判又名“伯力城审判”或“伯力审判”（Khabarovsk Trial）。
        伯力城审判产生于特定的国际时势背景下，长期遭受人为“曲解”和掩饰，并未引起足够重视。二战后，关于战犯的国际军事审判，最著名者莫过于纽伦堡审判（Nuremberg Trials，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和东京审判（Tokyo Trials，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九日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此二者不仅为战争犯罪审判开辟崭新纪元，更衍生若干国际法律规范，对形塑战后世界政治格局影响深远。历来关于这两场审判的研究者和研究成果众多，也最为国人熟知。
        但就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惩处而言，与日本军国主义所犯下的诸般战争罪行相比，太过局限。即如关于日本战争罪行的揭露发现，乃至相关战犯的审判追责，都很不彻底，或曰存在严重的“漏罪”问题。仅就中国所遭受的战争苦难来说，在数十年日本侵华战争中，除常规战争带来的破坏摧残、奸淫掳掠等暴行外，还有更令人发指的，日军利用中国人进行的各类“活体实验”、细菌武器开发、实施细菌战等罪行。
        二战结束前后，中国的南京国民政府和苏联政府曾就日本细菌战罪行进行调查取证，随将所获各项证据材料提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苏联甚至还曾押送两名亲身参与实施细菌战实验的日本战俘（柄泽十三夫和川岛清）到东京作证，拟就日军细菌战罪行提起诉讼。但在美国政府的野蛮干预和精心掩护下，昔日细菌战罪魁石井四郎、北野政藏、若松次郎、笠原辛雄，以及亲自批准组织进行细菌战的裕仁天皇等人，皆被免于起诉，幸逃法外。这样一个结果，对于那些因为细菌战（包括相关实验）而遭受伤亡的各国罹难者——尤其对于其中占据绝大比例的中国罹难同胞来说，显然有失公平和正义。
        为何会发生这样的状况？从二战结束前后的国际形势来看，随着战事逐渐接近尾声，围绕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对立分歧，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角逐竞争日益激烈。自一九四六年三月五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发表“铁幕演说”，冷战正式拉开序幕。而发生于一九四六年一月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自调查取证、开庭审理，乃至裁判处决，整个过程都被笼罩在冷战的阴云之下。最终，东京审判历时两年有余，竟未能将日本细菌战犯送上国际法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遗憾。
        然而，对日本细菌战罪行的揭发取证、对细菌战犯的国际司法审判并未就此终结。同样基于美、苏两大阵营的针锋对立，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苏联在其远东著名城市伯力城设置特别军事法庭（即滨海军区军事法庭），从当时拘禁的数万战俘中遴选出十二名细菌战犯，就其所犯细菌战争罪行，进行公开审判。
        这十二名战犯分别是：前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陆军大将山田乙三，前日本关东军医务处长军医中将梶冢隆二，前关东军兽医处长兽医中将高桥隆笃，前第七三一细菌部队部长军医少将川岛清，前第七三一部队分部长军医少佐柄泽十三夫，前第七三一部队部长军医中佐西俊英，前第七三一部队支队长军医少佐尾上正男，前第五军团军医处长军医少将佐藤俊二，前第一〇〇细菌部队科学工作员中尉平樱全作，前第一〇〇部队工作员上士官三友一男，前第七三一部队第六四三支队医务实习员上等兵菊地则光及前第七三一部队第一六二支队医务实验员久留岛祐司。经过这场审判，苏联向全世界昭告日军曾在战争期间“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犯罪事实，成为向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阵营对战的有力“外交武器”。
        这场由一个国家（苏联）组织特别军事法庭，对另外一个国家（日本）的细菌战犯进行审判的国际司法活动，尽管在法庭组织、审判规则、实体运用等方面存在一定瑕疵，尤与晚近发生的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迥然不同，但因其中揭露的日本“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等内容属于严重战争罪行，早被多项国际战争法规和惯例谴责、排斥；并且，苏联以一种近乎点名的方式，直斥“某个有力的大国”（即美国）掩盖这些令人发指的战争罪行，以致相关罪犯未能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交付审判，得到应有惩罚；所以，这场审判一经公开报道，国际反响十分强烈，美方在难以否认基本事实的前提下，只能不断声称这场审判是一场“政治秀”（Political Show），只是苏联进行的宣传伎俩而已，刻意在媒体上加以歪曲和反宣传。
        然而，随着一九八〇年代以来美国政府相关档案解密，通过一些记者、学者研究揭发，美国当年攫取日本细菌战实验材料，聘用石井四郎等细菌战犯进行细菌武器开发，借以推进本国细菌战水平，并在随后的朝鲜战争中针对朝鲜和中国部分地区施放细菌武器等事实，早已大白于天下。今日观之，美国当时虽以极低成本自日本细菌战犯手中获取大量“活体试验”和细菌战武器资料，但在此件事情上所根本牺牲的，却是一个以“道德楷模”和“国际警察”自命的大国道义形象。
        在战后关于战犯的系列审判活动中，伯力城审判是相当重要的一环。正如前言，继纽伦堡审判之后组织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使日本的主要细菌战犯逃脱法网，免于刑责。遗憾并令人费解的是，大约在此前后，在南京国民政府组织的数次大规模审判日本战犯活动中，对于日本细菌战罪行的调查取证、相关战犯的审判处理，一直未见有明显动作。（或因忙于内战，或许是在某一大国压力下不得已而为之？有待进一步揭示。）因而，专门针对细菌战犯罪的苏联伯力城审判，尽管其中存在不少瑕疵，但作为二战后或曰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针对细菌战犯罪的国际审判，正式开启了人类审判生化武器犯罪的正义之路，意义非凡。
        再从后续发展来看，苏联在伯力城对于日本战犯的公开审判，为中国的战犯审判提供了经验。一九五〇年七月苏联将九百六十九名战俘（连同部分讯供材料）移交中国，关押于新成立的抚顺战犯管理所。一九五六年六至七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在辽宁沈阳和山西太原组织特别军事法庭，开庭审理武步六藏、铃木启久等四十五名战争犯罪嫌疑人（含此前羁押于太原战犯管理所者）。
        据曾经担任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审判长的袁光将军回忆，当时“找来苏联在伯力审判日本战犯的程序，有厚厚两大本，基本上就采用了人家的程序”。另有证据表明，苏联的伯力审判记录更成为一九五六年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审办日本细菌战犯榊原秀夫案件的一项重要书证。当然，中国对于日本战犯的司法审理，有不少法律实体和司法程序方面的创造，亦绝非照搬苏联经验；而从战犯认罪和思想改造效果看，中国的“以德服人”策略明显更深入人心。

        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五至三十日伯力城审判完结后，苏联有关当局便着手将审判资料公开出版。一九五〇年四月底或五月初，经过编辑整理，设于莫斯科的国立政治读物出版局便以俄文出版了一本名为《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战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的书。随后，该书被译成多国文字，由苏联的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印行。从笔者所见中文、英文、日文、德文四种版本样式窥之，该书并无完整版权标识或销售信息（如经销定价），应属官方特种印刷品，可能仅限政府或政党间交流使用，因而存世数量较为稀少。有鉴于此，但凡得此原本者，无不加以珍视；甚或争取机会，整理出版，以此警世。
        据笔者有限所见，除一九五〇年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的中文原版外，近二十年间，该书至少在中国已被三次重新出版，且均经改拟书名，大致如下：（1）《伯力审判——12 名前日本细菌战犯自供词》（吉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一月），署作“佛洋编写”。（2）《1949 伯力大审判：侵华日军使用细菌武器案庭审实录》（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二〇〇五年一月），署作“姜力编”。（3）《日本细菌战战犯伯力审判实录》（湖南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五年五月），署作“王国栋编译”。以上三者，虽然书名和署名方式各异，但内容并无二致。
        此外，该书的日文版与中文版大致同时出版，并很快传到日本。一九八一年十月，曾经沦为苏联战俘的日本作家山田清三郎，根据本书的日文原版，以纪实文学的笔法撰写发表了《细菌战军事裁判：记录小说》（新兴出版社发行）一书；次年七月，不二出版株式会社又在该书日文原版基础上影印重版，并改名为《公审记录——七三一细菌战部队》，侧面表明日本民间确有一些人士对于这场重要的审判表示关注。
        如今在中国大陆，中文原本既难获见，三次重版本也早经售罄，时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为了忘却的纪念”，很有必要再次重版此书。本次重版，酌将书名改拟为《伯力城审判——沉默半个世纪的证言》，一则以审判发生地地名称之，比较符合国际语文惯例；二则言该书“沉默半个世纪”，乃因中国（提前）释放最后三名日本战犯在一九六四年四月——自此关于日本战犯的个体的诉讼问责宣告终结，国内关于日本细菌战罪行的研究揭发也骤然沉寂，距离提出本次出版动议（二〇一四年）正好五十周年，故命此名。
        另外，笔者在查阅相关资料过程中发现：数十年来，中国的知识界对于这样一场重要而特别的伯力城战犯审判，一直鲜有深入专门的研究成果。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则更“难得周郎顾”。目前中国学界基本限于利用伯力城审判的历史记录，讨论研究中国抗战期间的细菌战、活体实验等问题，或根据新近发现资料或实地调查报告，就伯力城审判中未能发现或存在偏差的细菌战史实，进行补充和修正。换言之，比较侧重在细菌战或抗战史的框架下进行讨论。相比之下，对于这场审判的来龙去脉，绝大多数论者只是根据目前这本伯力城审判材料，作些简单介绍而已。因而，透过冷战的历史烟云，全面厘清伯力城审判的历史背景、审判过程、时代反响及其历史遗绪，尚是亟待研究开发的宏大学术课题。
        最后，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日本数十年侵华战争期间给我们的国家民族所造成的巨大伤害？又该如何看待惨酷无比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罪行？一九六二年六月，前远东国际法庭法官梅汝璈先生在追述南京大屠杀的一篇文章结尾处特别写道：“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然在笔者看来，追溯或纪念历史的意义，不仅在于拒绝人类对于痛苦经历近乎本能的“选择性遗忘”，更在于正视历史惨淡的真实，深刻反省：人类何以一面高扬理性的旗帜，礼赞人性的光荣伟大，另一面却在同类间大肆杀戮，以致给彼此民族造成沉痛灾难？我们相信，只有从真实的历史中吸取足够的教训，才能寻绎出人类未来的光明前景。
        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予当今世界的影响始终没有消歇。遑论这场大战所形塑的崭新世界格局与战前迥然不同，亦不论这场大战后的世界格局又经历几多沧桑剧变，单就这场战争中所投入的一些新式杀人武器（如原子武器、生化细菌武器）来说，其对人类道德伦理乃至精神世界造成的严重冲击，仍时常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乃至引起公众的警惧或恐慌。与此同时，自世界范围看，包括当年交战各国（尤其一些“大国”）在内，今天的人们对于这场战争的认识和反省，既难言完全一致，更难说有多么彻底。
        日本政府一方，对于当年侵华战争的态度，经常游移于有限承认和坚决否定之间。媒体亦时常曝出部分人士否定侵略战争的言论，甚至有一些政府官员不断为当年的甲级战犯招魂献祭。对于日本二战时期“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来说，不仅绝大多数细菌战罪魁最终逃脱刑责，得享天年，有的甚至复出政坛，成为美国当年太平洋战略的重要棋子。日本政府亦从未就此正面表示道歉。二〇〇七年五月日本最高法院终审驳回中国一百八十名细菌战受害者的上诉，虽然没有否定日军当年细菌战犯罪事实，但拒绝对受害者进行赔偿，便足以说明一切。
        当然，作为另一方的中国，在追溯或纪念这场人类“大浩劫”的时候，也有必要让我们的公众了解真实的历史，进而在真实历史的基础上，学会面对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或许，中日两国只有双方都能真正学会正视历史，才能从历史的沉疴中解脱出来，更加妥善地处理两国关系，在谋求两国人民乃至人类和平福祉的大业中有更积极的作为。至所企盼！

第三篇: 日本战犯为什么是苏联移交

日本制造为什么强？
日货热现象的背后：日本制造
最近几年，中日关系越发奇妙起来。当然，这里所说的"中日关系"不单是指传统的政治上的关系。从去年上半年赴日旅游游客数量的激增（与前年度同期比增长80%），到本年年初中国游客漂洋过海，大量采购从婴儿用奶粉、尿不湿到日常生活中用的各种用品——小到牙膏牙刷、指甲剪、各种文具、化妆品、保温杯，大到电饭煲、空气清洁机、空调——都一再让人惊奇。最近中国游客买断日本国内"马桶盖"的现象，几乎成了人类史上具有喜剧效果的事件。
闲话休提。这种中日关系中出现的"惊奇"或"喜剧效果"，其实是源于我们自身对自己与邻人认知的不足。
最近十数年来，中国制造业在某些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委实可喜可贺。比如在汽车的制造数量上，2008年中国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二，翌年便超过日本，拔得世界头筹，并一直保持到现在。然而，从一般意义上的"日货热"从未减退这一点来看，我们不可因自己的某种进步而妨碍了我们对基本事实的认知与把握：在整体上，中国制造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中国特定领域、诸如家电以及最近几年手机等工业制品的成功以及某些技术的领先，目前还远不足以支撑起"中国制造"这一说法本该企及的目标——取得"日本制造"所具有的各种市场效果。"马桶盖"这个看似难登大雅之堂的商品，正因其特有的私密性，将日本制造的"强"戏剧般地呈现了出来。
那么，"日本制造"为什么强？
日货热的1980年代史：三大神器与现代生活
中国消费者对日货的认知，与中国自19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几乎同步发生。众所周知，早在1978年10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率团访日，先后参观了日产汽车、新日铁、松下电器等现代化工厂，并乘坐了日本的新干线。这位伟大的政治家从此带领中国民众开始走向一个新时代——向现代生活的转向。同年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袁宝华与社科院副院长邓力群为首的代表团访日，所见所闻则进一步坚定了现代转向中的"日本转向"策略：从邓小平亲自邀请新日铁的稻山嘉宽会长、松下电器的松下幸之助参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到决定大幅度使用日本的对外开发援助（ODA）贷款。
1979年日本时任首相大平正芳访华，正式表明向中国提供ODA，中日关系进入了新时代。事实上，直到2007年日本向中国提供最后一批贷款为止，在中国交通运输（包括道路、港口、机场等的建设）、电力电信（诸如光纤线路铺设与程控交换设备的导入）、农业水利（诸如化肥工厂的建设）、地铁等城市建设、医疗等领域，日本的ODA都扮演了非常活跃的角色。重要的是，与ODA关联的日本技术及背后的理念，得到了中国相当广泛的认知。在史称"中日蜜月期"的1980年代，国人对日货的认知更直接源于生活经验。到了1980年代的中期，日本对华输出呈现出压倒性的增长，其中1985年是一个巅峰。依据日方的统计数字，这一年中国从日本进口的以汽车和家电为中心的商品，比前一年度都有数倍的增长。比如，从日本进口的整车，1984年为6.7万台，1985年则增加了2.3倍，达到20万台。另外，与前年度的进口数量相比，电视机增加了2.9倍，冰箱增加了3.4倍，洗衣机增加了2.8倍（参见服部健治?丸川知雄編：《日中関係1972-2012II経済》，東京大学出版会，2012年）。电视、冰箱、洗衣机，作为1980年代的现代生活标志的"三大件"（相当于当下语感中的"三大神器"）与庶民生活的结合，成功地确立了"日本制造"的高品质、现代化的形象。在同一时期，为了扭转对日大幅贸易赤字的局面，中国政府制定了"技贸结合"，即"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从日本进口的工业完成品的数量开始得到控制——中国从日本进口完成品的前提条件是日方要提供相应的制造技术。不过，同期通过引进日本的生产技术而生产

的制品，可以说完全无法与日货相竞争。同样使用日本技术与生产设备，却无法生产出与日本原装产品相匹敌的商品，这通常被认为是品质管理上的落后，被认为是"中国制造"的先天不足。这种说法，在当下依然可见。不过，由于中国某些技术的进步，这种对中国制造问题点的指摘，似乎也愈发微弱了。然而，这不是因为问题得到了有效的解决，而是因为被不恰当地加以了转换与遮蔽。2
日本工业技术背后有着特定的精神传统，即"职人精神"。
日本制造的品格：职人精神、生产组织方式与经营理念其实，日本制造之"强"，并非某个特定因素所决定的。就此间成为话题的"马桶盖"而言，它形式上或标签上的"中国制造"（MadeinChina）与某些中国技术的应用，完全无碍于它作为"日货"而备受青睐的本质。不了解这个本质，从小的方面说无益于中国制造厂商生产出让国人满意的产品，而从大的方面说，则无益于改变"中国制造"在世界市场分工中的低端位置，无益于实现我们在"中国制造"上的中国梦。
在笔者看来，"日本制造"在全球市场上展现出的广度、深度与品质厚度，可以说与三种因素有关：职人精神，生产组织方式与经营理念，这里略作解释。第一，日本工业技术背后有着特定的精神传统，即"职人精神"。这是一个日语中的说法，相当于craftsmanship，特指产业革命以前的基于手工的生产方式；"职人"则大致相当于具有独特技术绝活的"工匠"。众所周知，手工业的最大特点是，制品与制作者的人格有着高度的关联。或者说，作为人格的某种溢出与固化，商品呈现出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某种活泼的关联。或者再换一个说法，"职人精神"不同于一般意义的"职业精神"，它以职人的全人格为赌注，唯一目的就是获得消费者的认可。这是一种相互承认的精神结构，在今日日本的国内生产与市场活动中，是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这种全人格的、旨在提高产品物理品质与精神品味的制造业主体人格结构，可以说是日本从传统继承的最大遗产。与"职人精神"并行使用的日本固有语汇"制作"（"もの造り"），反映的是同样的人与物之间的关系。
第二，与"职人精神"具有某种所谓的日本特色相比，那么它的生产组织方式，则有更多的普世性，因而为更多有梦想的民族与企业家所关注。这种要素的代表就是日本企业如日中天的1980年代广泛流行的"丰田生产方式"，它彻底贯彻了节约、高效的科学精神。中国读者对此相对熟悉，这里不做具体介绍。要强调的是，日本企业强调的节约与高效，归根结底仍然是一种贯穿于所有企业人员的心志状态或精神气质（近似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ethos）。对此，日本著名的经营学家藤本隆宏在其《日本的制作哲学》一书提出的"基于磨合的生产方式"（参见藤本隆宏：《日本のもの造り哲学》，日本経済新聞社，2004年）可资说明。藤本所说的"基于磨合的生产方式"，是指企业为了实现自己的"产品设计思想"，不但要求企业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相互协调、共同协商设计思想与产品制作，还要求与企业外部的各种配件供应商之间相互协调，共同实现产品的制造。这意味着在企业生产过程中，技术的发明与使用、零部件的具体制作与消费者最终消费的"产品设计思想"，在日本的企业生产过程中高度结合在了一起。日本企业之所以注重研发（researchanddevelopment），与这种生产方式时刻向相关制造商提出高标准的产品或新商品要求有关。与这种生产方式相对的是"基于组合的生产方式"。如果说前者是一种有机的相互适应与调节，那么"基于组合的生产方式"就是一种近似于机械拼装的产品制造，或者说就是"组装"。在这种"组合"生产方式中，产品或者受制于生产商"设计思想"的陈旧与落伍、无法及时使用最新近的技术发明，或者受制于市场上现有的零部件或材料等无法支持"设计思想"的实现，

很难达成各种要素的最佳组合。即便二者整体上偶然达成了某种形式上的最佳匹配，某项零部件在设计或制作上的短板，也将让产品的品质大打折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时常抱怨一些产品小毛病不断，就是这种生产组织方式的必然结果。可以说，只有作为软件的"产品设计思想"与作为硬件的各种零部件高度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消费者才能获得最高的体验——这种体验所带来的身心的愉悦，显然创造出了全新的消费与市场。稍微抽象一点说，这种"产品设计思想"旨在对人性的某种"开发"。如果企业时刻如此以人为本，我们很难想象它的产品无法获得消费者与市场。
第三，制造"日本制造"的另一重要要素就是"经营理念"。无需说，经营理念这个说法如今如此普及，几乎成了陈辞滥调。市面上也可多见介绍日本企业"经营理念"的书籍。问题在于，我们是否理解了"经营"的本意？这个词是否只是指企业的运营与管理（operatingandmanagement）？——这自然不错，只是它把本质问题进行了扁平化处理。
在日本的权威辞典《广辞苑》中，"经营"这个词的第一个含义是"竭尽全力办理某种事情；花费工夫悉心建造房屋等"，它构成了由此衍生出的其含义的基础。显然，在日本的语义中，这个词首先让人想到的依然是某种人格——一种尽心竭力、甚至是苦心孤诣的面对事物的状态。其实，这并非是日语独有的语义，而是源于中国的古典说法。比如《诗经·大雅·江汉》篇中就有"经营四方，告成文王"的说法，表明这个词最初应用于最高的人类政治事务，即统治与治理。这种意义上的"经营"显然需要试图励精图治的为政者主体的全人格的投入。由于日本进入现代社会的渐进方式，词语语义的扁平化进程缓慢，其古典含义得到了相当程度的保留。因此，这种意味着某种精神的"经营"一语，自然会唤起当事者与众不同的主体意识与责任意识。如此说来，我们必须在日本特殊的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的意义上，理解日本的经营理念。
让我们适当地把话往扁平的方向说吧。在日本的企业中，经营理念从根本上说是关于人的理念；换句话说，它首先不是为实现利润与谋利的现代商业意识形态。这里的"人"包括两类：一类是企业从业人员；在这个方向上，日本的经营理念成功地将企业塑造为如家族般的"命运共同体"。这意味着，企业经营成功与否，即是否获得消费者承认，是关系所有人饭碗的大事。日本企业有名的"年功序列"——基于入社时间长短的职务与薪资晋升规则——制度，正是家族内部辈分与权威关系的某种拟制。在这一理念中，通常容易达成上下一心的纯然状态。前面提到的"基于磨合的生产方式"，其根本思想依然是源于这种家族内部相互协调、相互扶持的生活理念。
第二类人无需说就是消费者。在日本产品的设计者——如前所述，它不是指特定的生产个体，而是整个生产体系——看来，"让消费者满意"尚无法构成他们的原动力。这是因为，在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如果制品做不到"让消费者满意"，那就意味着企业行为的完全失败。换言之，"让消费者满意"这个说法只是底线。那么，这个关乎消费者的真正经营理念究竟何在？依据本文的脉络，这里可以指出两点。其一，它是指对消费者的尊重；它表现为"让最挑剔的消费者满意"这样的设计思想上，与日本文化论中提到的日本人对"完美主义"的信仰有关。不管怎样，这种设计思想最大程度上减少了消费者的抱怨，却是地地道道的事实。其二，它是对与消费相关的欲望的创出。一件工业制品在外观设计与工艺上让人赏心悦目，在功能使用上让人轻松愉快，甚至乐此不疲，这可以说是对消费者尊严的究极尊重。这种想法并非有何高妙而言，仅仅意味着它对人性的顺应而已。
无需赘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的快速复苏与迅速崛起，并在1980年代达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与上述日本企业的经营理念、亦即日本的企业家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一点我们在微观局面上很容易观察到，比如，在中国正在取得成功的一部分企业及企业家身上。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消费者在使用日货时，所体味到的或许远远超过了许多评论家口中的"实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