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提出是在范文(通用4篇)

创新是一个汉语词语，亦作“剏新”，一指创立或创造新的，二指首先。出自《南史·后妃传上·宋世祖殷淑仪》：“据《春秋》，仲子非鲁惠公元嫡，尚得考别宫。今贵妃盖天秩之崇班，理应创新。”，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提出是在4篇 , 供大家参考选择。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提出是在4篇

【篇1】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提出是在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提高社会治理水平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还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记者就此专访了省委讲师团主任郑昌华教授。

记者：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内容，同时，还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这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

郑昌华：总目标揭示的是改革的根本方向，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引领。《决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中明确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对整个国家制度体系和制度执行能力建设提出的目标，其中，国家治理体系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由此可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总目标与分目标、总体布局的体系与一个方面的体制的关系。“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记者：以前我们更多地讲社会管理，现在提出社会治理，二者有什么区别？

郑昌华：治理同管理，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管理一般是指自上而下的纵向的、垂直的、单向的管理指挥和控制组织的协调活动，而治理则既包括各方面的科学管理，也包括法治、德治、自治、共治等内涵。从社会管理到现在提出社会治理，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是一次很大的创新，代表着我们党在社会建设理念上的很大转变。相对于社会管理，社会治理更强调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更强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经济手段、法律手段、道德手段、宣传教育手段的作用。

从讲社会管理到提出社会治理，我们经历了一个认识和实践不断深化的过程。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新要求。从社会管理转向社会治理的创新，并强调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一方面是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总目标相呼应，另一方面是适应新形势下我国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形式发生深刻变动、社会管理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需要，说明我们党对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有了一个新飞跃。

记者：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适应新形势，以深化改革创新社会治理？

郑昌华：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从各个方面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

首先，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要基于对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科学认识，对传统社会管理方式实行重大变革，实现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变。按照《决定》要求，要坚持系统治理，使治理主体从政府包揽向政府主导、社会共同治理转变；要坚持依法治理，使治理方式从管控规制向法制保障转变；要坚持综合治理，使治理手段从单一手段向多种手段综合运用转变；要坚持源头治理，使治理重心从事后处置向源头治理转变。

其次，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我国社会组织主要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等，这些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现在我国已经有50多万个社会组织，单从数量上看确实有很大的增长，但是人均数量在世界上还算很少的，而且一些社会组织质量不高，很多仍是“官办、官管、官运作”。在社会建设方面，要真正做到“市场能办的就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必须进一步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要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创新社会组织培育扶持机制，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促进经济发展、繁荣社会事业、创新社会治理、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再次，要建立健全体制机制。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社会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更不能顾此失彼、本末倒置，而要注重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这就要着眼于建立健全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要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机制、便捷有效的心理干预机制、广泛覆盖的矛盾调处机制、坚强有力的群众利益保障机制等等，通过建立健全科学完善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保证社会善治常态化、长效化。

核心提示：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说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不断走向良性化。

专访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周红云

　　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

社会组织发展，关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建构，也关系到另一个很重要问题，即维稳。如何有序地培育与鼓励各类社会组织的不断发展的同时，又不会产生其他社会问题？就此，我们专访了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周红云。

《21世纪》：《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建立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您曾研究过公共预算中的公民制度化参与，您如何看待预算改革？

周红云：公共预算改革很重要，它是一种基础性改革。财政与公共预算，说到底是纳税人的钱如何支出的问题，让普通公众合理、有序地参与到预算改革中来，是理所当然的，更有助于改善预算制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公共预算也是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让民众参与进来，最好的方法就是借助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让人大在公共预算改革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促使公共预算更加透明化、科学化。

《21世纪》：《决定》提出，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您如何看？

周红云：令人倍感欣慰的是，此次全会明确提出“社会治理”，此前说的更多是社会管理，而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也说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不断走向良性化。社会管理创新就是要实现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实现政府对社会单向度的管控向政府与社会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合作治理转变。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质就是一场政府改革，主要表现为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的转变，从管制政府到服务政府的转变，及从权力政府到责任政府的转变。

须知，政府与社会，如同鸟的两翼，缺一不可，社会不断发展与成熟，对于实现良好的治理很重要。治理，而不是单纯的管理，说明了一种协同精神，各地也不断在社会治理方式方面进行探讨，已经有了一些好的案例。

比如杭州政府的治理改革可归纳为“复合治理”实践，即由“构建社会复合主体”、“民主促民生”、“开放式决策”等一系列相辅相成的改革举措构成。杭州市积极借助民间组织的力量，但不是简单地把政府职能外包出去的做法，而是吸纳民间组织，与政府组成“社会复合主体”，整合多种资源，促进特色行业发展，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发展文化社会事业，提升城市发展层次，在政府与社会之间构建起一种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在不断培育和提高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等自治能力的过程中，实现了社会管理创新，从而逐步实现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

《21世纪》：《决定》提出，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您如何看？

周红云：这是政府简政放权的另一方面，即一方面政府在不断下放各种审批事项，向市场和社会放权，试图不断厘清政府与社会边界，它的另一方面就是，社会需要发展出各种中间组织来承接政府下放的这些权力并提供相应公共服务。政府的意图是很好的，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从而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在我们的实地调研中，这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有：一些社会组织仍发育不足、成长不足，即使政府投入资金，交给他们项目，但是他们的能力依然有限。一些社会组织仍对自身定位不清晰，对自身专业化发展定位不清晰，政府项目具体是什么就做什么。这不利于社会组织长远的专业化发展。

《21世纪》：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您怎么看？

周红云：这涉及到维稳问题。稳定，应是个动态平衡问题。应用制度化方式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与诉求。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利益不断多元化，完善各种制度应是化解社会矛盾最重要方法。不仅让老百姓有表达诉求的渠道，而且政府要以协商、协同治理的心态来处理这些问题。此外，在一些决策过程中，可考虑让普通民众有效、有序地参与进来，只要有适度的参与，普通民众对决策的结果支持度就会增加。这就是协同治理、化解矛盾的思路。

各种社会组织也是政府与民众间很好的缓冲带，尽快培育发展社会组织，让他们尽快成熟起来，将有利于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政府首先应致力于促进社会的成长和发育，致力于提高社会自治能力和水平。因此，政府培育强大的自我组织和管理的社会，正是政府社会管理的首要职能。另一方面，社会自治与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应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社会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并不排斥政府对社会领域进行公共管理，而且在作为国家机构的政府存在的历史时期内，社会管理必定成为政府不可推卸的重要职责。

当然，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区别于政府其他管理职能，它更侧重于对公民社会自身无法自我管理的社会事务和社会生活的管理，且必须以公民社会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为前提和基础。

《21世纪》：未来，促进民间组织发展，还需要在哪些方面下功夫？

周红云：社会组织的发展、成熟，需要一个好的制度与法律环境。目前，我们还并没有一个关于社会组织的母法，仅有一些条例，这方面需完善，立法需及时跟上。此外，税法应怎样支持民间组织发展也需明确化。总之，将社会组织的发展纳入到一个制度与法律的环境中来，不仅有利于它们自身的发展与成熟，也是政府与社会建立良性关系的应有之义。

社会治理是对社会管理概念的理论创新（2）

2013-12-24 14:07 来源： 深圳特区报 作者： 汪斌锋 鲍宗豪 字号：

提 要

十八大报告涉及关于我国社会现实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成为社会学研究的热点。回顾这一年，学界围绕社会结构与阶层流动，新型城镇化、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生态社会学等热点问题，从不同视角和面向展开深度研究，产生一些有影响的理论成果，从而彰显了社会学研究社会、建设社会、服务社会的责任意识和价值追求。

社会结构：阶层流动乏力

社会结构和分层是社会学研究的传统课题。众多学者深入到社会结构和社会内在分层机制展开研究，以期揭示诸多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结构性根源，从而为社会建设、社会治理和政府决策提供依据。

一是社会阶层固化趋势导致底层社会向上流动乏力。钱兆成研究表明，农村学生主要集中在普通地方院校与专科院校。王伟宜通过对7所重点大学学生情况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获得存在明显的阶层差异。教育机会公平逐渐丧失成为社会流动之忧。

二是高房价影响社会流动。一方面高房价影响社会流动，催生大量房奴，降低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刘志伟根据全国性面板数据对城市房价与劳动力流动关联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房价升高会阻碍劳动力流动，尤其是青年人的择业流动，同时高房价还剥夺青年人的梦想，使其不得不生活在还房贷的高压力之下；另一方面高房价使得大部分欠发达地区有为青年——大学生及农民工群体无法更好地进入城市生活，阻碍了地区间人口流动。

三是流动性缺失导致“社会病”流行。主要体现在：第一，社会拥堵。郭强、王芳等人的研究表明，大量底层社会群体有向上流动的需要而现实中流动渠道狭窄，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必然导致社会拥堵。第二，阶层固化。马西恒等人提出阶层固化，意图强调处在上层的社会和处在下层的社会同时出现流动乏力的情况。

新型城镇化：人的城镇化

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新型城镇化成为2013年社会学研究的热点。从取得的研究成果来看，无论是城镇空间规划、功能设置、户籍制度、社会保障研究，还是城市产业布局、就业机会的研究，归根到底都是人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将人的城镇化放在首要位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的城镇化而非土地的城镇化。田莉等人的研究表明，通过土地出让，政府积累了大量的财政收入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投资环境。一些地方建设用地的无序蔓延、房价飙升超过绝大多数人的购买力及忽视“人的城镇化”，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和环境问题。

第二，“城市病”研究。我国的城市化产生了人口急剧过度聚集、资源能源紧张、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城市病”。对“城市病”的关注使得大量研究人员加大对城市空间规划、城市人口分布以及城市制度设置等问题的研究力度。

第三，新型城镇化的“中镇模式”研究。2013年同济大学科学发展研究所与上海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联合成立的新城镇化中镇模式研究小组对新型城镇化的“中镇模式”进行了深度阐释，“中镇模式”汲取了大城市高效、小城镇快速的优点，克服了大城市过载、小城市浪费的缺点。从以上总结来看，2013年城镇化研究充分体现了人的城镇化，旨在用文明发展来增进人的幸福和幸福感，从而形成人口宜居、生态美好、社会发展的可持续城镇化。

社会建设：价值、结构、制度与关系

近几年，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一直是社会学高度重视的研究领域。从2013年的研究文献来看，学者们分别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双管齐下，对我国转型期的社会价值建设、社会结构建设、社会制度建设和社会关系建设进行了多个层次的研究。

一是社会价值建设。学界认为，社会价值建设旨在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塑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价值；另一方面学界也试图构建个体或群体对政治共同体之成员地位（包括自我安全、归属、团结、包容或排斥）的心理认知和主观感受的公民身份认同。

二是社会结构建设。学界主要从社会结构化的角度展开，尤其是备受争议的“单独二胎政策是否放开”的问题直接关系到未来社会的家庭结构、人口结构、就业结构等等与之相关联的诸多问题。有区别地判定社会结构现状并试图预测社会发展的可能，从而通过对当前社会改革调整入手，通过制度设置来规避社会风险，塑造结构合理的社会发展态势。

三是社会民生制度建设。十八大以来，社会民生制度建设被放在了突出位置。其中，社会保障机制、社会福利体系、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公共卫生建设和公立医院体制改革等众多领域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从顶层制度设计到底层民众利益保障的制度措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制度建设取向，一方面将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最基本需求作为制度设计的方向；另一方面也不断提升我国制度化建设水平。

四是社会关系建设。学界认为，社会关系建设在于重建社会信任，尤其是现代法制的建立健全和传统道德观念中信任文化的挖掘。同时不断激发社会活力，培养社会组织能力，通过“社会人”和“共同体”培育来抵消“经济人”的冷漠。

社会治理：从管理到治理体现全面创新

从理论来看，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的理论和研究范式密不可分，2013年“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在京挂牌成立也充分说明其中的渊源；从实践来看，社会治理需要政府培育社会参与自身建设的制度与能力。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社会治理提高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高度。从2013年的研究来看，主要集中于我国社会治理理念和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的创新以及新形势下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和对策。

第一，社会治理是对社会管理的观念创新。社会转型也是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的过程，三中全会再次强调和重申了市场的地位，也表明政府需要进一步厘清与市场的关系。因此，社会治理体现在政府与社会共治，它是对社会管理的创新发展。

第二，社会治理是对社会管理的手段创新。通过社会治理发挥社会组织、单位的主动性、能动性，发挥社会自身的调解、净化作用。通过法治手段、社会规则和市场秩序来规范和协调社会利益群体，使其正常发展。

第三，网络社会治理。2013年以微博等新媒体为代表的网络社会治理成为社会关注的又一焦点，当在政府与市场、社会、公众这三者互动关系的反思中产生的社会治理是有限政府视域下的延伸。

生态社会学： 由环境危机引发的热议

生态社会学的崛起与其说是生态环境进入社会学视野，还不如说是社会学回归关注现实生活中人的生存境遇。生态社会学跨学科视野和多学科交叉的理论方法，对社会的反思富有启发意义。

一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反思。生态社会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经济增长的反思。生态社会学从两个方面进行了研究，一方面提出生态补偿制，通过将生态代价计算入经济增长的成本，转移经济收益用于生态补偿，从而修复已经受损的自然环境；另一方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模式转型，例如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调整经济增长结构，发展绿色经济等等。

二是对社会发展目的的反思。生态社会学在社会哲学层面进一步反思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目的。对传统社会发展的目的进行质疑，试图重新厘清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如何选择既要人类发展，同时又不对人类未来发展构成危害的发展方式成为难题，或许当前科技能起到调节矛盾的作用，但具体作用有多大，还有待证实。

第三，社会学研究回归现实生活中。生态社会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回归到对现实中人的关注。首先，人的生存危机作为人类的问题被提上日程；其次，资源能源的枯竭已成必然，未来的人类将如何生存？因此，生态社会学的反思不断推向经济、政治、文化的历史和现实层面，还进一步推向未来社会的发展可能。

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 惟余莽莽； 大河上下， 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 原驰蜡象， 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 看红装素裹， 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 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 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 成吉思汗， 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 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克

出师表

两汉：诸葛亮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

　　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

　　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篇2】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提出是在

导语：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一个重大战略任务——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这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治理的认识和要求从局部走向了系统。

什么是“社会治理”？这个时候提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有什么紧迫性？如何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接下来，我们就一起从以上三个方面来学习国家的这一新提法：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展示课题框架）

一、社会治理的内涵

所谓社会治理，就是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诸行为者，通过平等的合作型伙伴关系，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进行规范和管理，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也就是说社会治理是一个协调的持续的互动过程，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领域很宽阔。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虽是一字之差，却有其必然性。在一个社会结构单一的时候，决策者可以像指挥军队一样引领社会前进，但当利益格局复杂、社会诉求多元以后，要把更多的决策交给社会去博弈，交给社会组织去负责。要使居民的公共参与在法律和秩序的框架内进行，社会通过居民的参与来解决发展中出现的矛盾。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以往的“社会管理”提升为“社会治理”，反映了我们党的治理理念的高度提升，昭示着中国的治理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治理是一门驾驭、引导社会和组织的艺术，它决定权利如何应用，决策如何做出，居民或利益相关者如何参与的结构之间、过程之间以及传统之间的互动。治理不仅决定走向哪里，而且也决定谁应当参与决策和以什么样的资格参与。国外的经验研究表明，公众参与与政府的信任度之间有明显关系，公众参与可以提高政府的信任度。

在社会管理实践中，人们逐渐认识到：社会的制度结构或关系，不只是政府内部的结构和关系，还包括社会部门的结构和关系；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政府对于公共事务的影响只是众多因素中的一个因素，事情越复杂，政府的局限性越明显；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相信：公共关心的重要问题，包括环境问题、信息和通讯技术发展问题，非常复杂，以至于不能仅仅依赖政府单独决策。这样，一个好的社会运行方式，还必须包括社会的广泛参与，即以社会治理替代社会管理，唯此，才能充分调动社会积极性，既节省成本有效率，又能提高效能促进社会和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社会管理发展为社会治理，适应了我国新时期的新特点和人民群众在新时期的新期待。

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性、紧迫性

未来30年，改革重心将同步向社会领域倾斜。因为与经济改革相比，当前我国社会治理领域的改革相对滞后，治理手段相对短缺。这也就是我国大力倡导重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原因。

(一) 善治——人类永恒的追求

善治指的是一种最好的治理方式，其本质特征就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它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 这意味着，公民与政府有更多的合作，更多的公民参与到国家的政治活动中来，也意味着民主程度的提高。政府从更多的管理领域退出来，让民间组织和公民自己去管理，减少行政管理环节，从根本上提高政府效率。不断从统治走向治理，努力实现公共管理和统治行为向治理行为转变，这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根本方向。从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治理模式看：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追求“最好的政府就是最小的政府”——近代福利国家时期，政府职能大大增强——20世纪70年代后期，小政府的理念又开始盛行——近年来西方金融危机之后，政府职能又有扩大的趋势。从新中国治理模式看：人民公社——乡、村——社区。历史发展证明：现实社会中并不存在一个最优的、最理想的、一成不变的政府和治理模式，善治是人类永恒的追求。

（二）为实现中国梦优化环境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在十八大前夕，以《中国需要自己的梦想》为题撰文解读“中国梦”，寄望中国“将人民的致富憧憬与更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一时间，“中国梦”成为海内外舆论关注的热点话题。有这样一个调查，84.8%的中国公众认同目前阶段存在“中国梦”。67%的中国公众认为，与以往各个时期相比，当前的中国是最容易实现梦想的历史时期。 “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

中国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17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向全国人大代表发表自己的就任宣言。25分钟的讲话，9次提及“中国梦”，说明了什么？1、“中国梦”是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强烈而清晰的施政目标。2、

“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要实现中国梦，一个稳定和谐的环境是不可或缺的。

（三）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

1、应对社会转型带来的挑战

　 社会转型之下，我们的社会结构、思想观念、利益格局都在发生深刻变化。

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大量人员逐渐游离于原有单位系统之外，成为所谓“体制外人员”。体制外人员的主要活动大都在现有社会治理体制的调控范围之外。这种管不到也管不住的现象，成为社会治理的“盲点”。

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也在明显增加。一方面，人们的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法治意识、监督意识不断增强。与此同时，部分社会成员思想道德失范，有些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城市建设的高速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城市空间的规划，城市正由“半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人际关系陷入了困境，这些都极大地冲击了城市社会道德的良性运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所有的人都越来越认识到市场的神奇与无情，也越来越感受到金钱的无所不在的巨大作用，也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个人与国家关系的渐行渐远。于是，尽管政府仍然在不断地进行道德与政治的宣传，但它们对于国民的实际作用实际上已经越来越小。换句话说，在当今中国，似乎人人都是名副其实的“经济人”。社会生活领域中也无不充斥着金钱原则。人际间的功利化在社会生活中逐渐被放大，从而滋生了道德上的利己主义。马年春晚小品《扶不扶》引发全国热议，台词“这人倒了咱不扶，这人心不就倒了吗？人心要是倒了，咱想扶都扶不起来了”成为金句。

中国人向来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可是，中国改革开放这30多年来，尽管物质财富有了很大的增长，偏偏出现了严重的分配不均，贫富悬殊非常严重。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基尼系数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并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国际警戒线。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调查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基尼系数呈现不断上升态势，2000年中国基尼系数达到0.412，冲破了国际警戒线。此后，中国官方就再没有发布基尼系数了。但是，中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却是不争的事实，有学者和国际组织的研究表明，2010年中国基尼系数超过了0.5。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上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贫富悬殊意味着什么？第一，危及社会稳定。贫富悬殊问题之所以特别引人关注，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关系到社会稳定。贫富悬殊造成了中国弱势群体相对剥夺感的增强，使他们倾向于用暴力手段解决问题，一旦引爆，就是社会动荡的“火药桶”。并且，地区之间的贫富悬殊还加深着民族矛盾，成为中国边疆安全的一大隐患。第二，破坏经济增长。贫富悬殊使低收入者把大部分收入必须花在生活必需品上，而高收入者则倾向于高档消费品，从而不利于经济结构的优化。贫富悬殊必然导致需求不足、内需不振，也不利于人力资本的投资，进而阻碍经济增长。第三，加剧社会失范。非法致富的示范效应引发其他人也会采取非法手段，甚至制假贩假、欺骗讹诈、贪污腐化、走私贩毒、偷盗抢劫、拐卖人口等方式来谋取财富，导致社会秩序越发无序和混乱。

2、是解决当前各种社会现实矛盾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始终高度重视社会治理，为形成和发展适应我国国情的社会治理制度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重大成绩，积累了宝贵经验。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当前我国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治理面临着新情况和新问题。尤其是近几年，中国社会似乎开始进入一个矛盾快速积累期，各种矛盾与冲突不绝于耳。有许多必须解决而且回避不了的问题，有许多必须抓紧而不能拖延的任务。

（1）人民内部矛盾多发多样
　　长期积累的矛盾，或是没有得到重视，或是没有及时解决，导致矛盾触点增多，燃点降低。最给力的春联，上联：“房价涨. 地价涨. 油价涨. 电价涨. 水价涨. 粮价涨. 肉价涨. 蛋价涨. 菜价涨. 药价涨.这也涨. 那也涨. 怎一个涨字了得. 涨了还涨”；下联：“上学难. 参军难.就业难. 买房难. 租房难. 择偶难. 结婚难. 育儿难. 就医难. 养老难. 男也难. 女也难. 看世间难字当头. 难上加难。”横批：活在中国。让老百姓的幸福感跌至有史以来的最低点。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一院，患者李某因对医生的医疗建议不满，持刀向4名医生行凶，致一死三伤。当晚，有网站刊登新闻后附带“读完这篇新闻后的心情”调查，6161人参与投票，其中选择“高兴”的竟高达4018人，占总数的六成以上。这引发了人们对医患关系新的思考。

当前，我国的矛盾涉及各行业各阶层.既有农民、城镇居民、职工、离退休人员、个体工商业者、学生，也有军队退役人员、原民办教师、老村干部、老知青等特定人群。前几年网上出现《15名中层干警集体举报山东一公安局长》的帖子，一时间引起了轰动。帖文称当地15名警员实名举报郯城县公安局长孙某某变卖国家资产、变相贪污等问题。这15名警员中，有派出所所长，三级警督，也有普通警员。当他们身着警服站在上访队伍中时，人们都以异样的眼光看他们。维持秩序的人发现他们后，便以武力赶他们回家，难以相信警察也需要上访。《南方周末》在《国内首份信访报告获高层重视》一文中披露：“官方统计，中国每年信访量都超过1000万件”。考虑到其中许多都是群体性（如征地、企业转制、复转军人、民办教师等等）诉求中的代表上访(按要求每个群体至少要有5名代表)，这1000万件背后蕴含的人数应是数千万以上。这个庞大的群体其人数之多、行业之广、涉及面宽，也是世所罕见。
　　（2）刑事犯罪居高不下
我国目前仍处于刑事犯罪高发期，以报复社会为目的的恶性案件和极端事件有所增多，给社会治安稳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两个壮汉仅仅因停车与女子发生口角，便恶向胆边生，活活摔死两岁幼女——素不相识、毫无恩怨的路人，因一点争执，便痛殴妇孺、立毙人命，冲着熟睡的幼儿都下得去手，这桩发生在北京的极端恶性案件，因其太过悖伦逆天，让舆论“惊呆了”。而几乎前后脚发生在首都机场的爆炸案等，也让公众既惊且怒，安全感瞬间滑落。（因为未吃到离婚饭，开车撞死7人，撞伤12人）
　　（3）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问题突出
　　流动人口、孤残流浪儿童和闲散青少年、刑满释放人员、精神病人、艾滋病人、吸毒人员等、境外来华人员的管理与服务，一直是一个难题。近日有媒体曝光“东莞丐帮”，犯罪团伙用各种手段使人致残逼人乞讨。一位曾混迹东莞丐帮的老人称，帮主为了利润，会把幼童的腿砸断，而幼童越惨帮主就越赚钱。而为了防止大一点的孩子报警，丐帮会给他们吃强力安眠药，这样的孩子寿命很短，随时会被“帮主”扔掉。
　　（4）公共安全事故频发
　 安全生产事故时有发生，仅2013年上半年，全国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226048起，死亡和下落不明27763人，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时有出现，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食品药品安全事件频繁被曝光，从“皮鞋很忙”到“口蜜腹剑”，让民众本已敏感的神经再次紧绷。“监管跑不过媒体”的现状更是使得网民爆发了对“政府责任”和“企业道德”的新一轮拷问。中国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将何去何从？
　　（5）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管理与服务问题突出
　　中国7.9亿就业人口中有80%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就业，针对这些人的管理与服务一直是政府的一块心病。特别是富士康2010年上半年的十二连跳，跳动了所有中国人脆弱的神经。

5月26日：甘肃籍男工贺某坠楼亡，23岁
·5月24日：一男员工跳楼死亡，19岁
·5月21日：一名湖北籍男工坠楼亡，21岁
·5月14日：一名安徽籍男工7楼坠亡，21岁
·5月11日：一河南籍女工跳楼身亡，24岁
·5月6日：男工卢新从阳台跳下身亡，22岁
·4月7日：一湖北籍男员工身亡，22岁
·4月7日：一云南籍女员工坠楼身亡，18岁
·4月6日：饶姓女工坠楼，仍在治疗，18岁
·3月29日：23岁湖南籍男工从宿舍楼坠亡
·3月11日：一李姓员工从宿舍楼坠地身亡
富士康的失败，在于其已经固化地将员工鲜活的生命肢解，绝大多数员工以“长时间的加班、长年累月只机械地做一件事情、不与他人交流沟通”为生活常态，而这常态，直接导致了每一个鲜活的生命变成了片面的碎片，不再是完整的个体。 以富士康为代表的中国制造企业，正是因为这种极端不利于个体发展的模式，最后带来了灾难性的破坏。
　　（6）互联网管理问题
　 我国有5.64亿网民，4.2亿手机上网用户，是世界上互联网使用人口最多的国家。面对互联网技术和应用飞速发展，现行管理体制存在明显弊端，主要是多头管理、职能交叉、权责不一、效率不高。同时，随着互联网媒体属性越来越强，网上媒体管理和产业管理远远跟不上形势发展变化。特别是面对传播快、影响大、覆盖广、社会动员能力强的微客、微信等社交网络和即时通信工具用户的快速增长，如何加强网络法制建设和舆论引导，确保网络信息传播秩序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突出问题。从秦火火到周禄宝，还有一些乐于传谣的网络大V，他们利用网络便利，借着造谣传谣形成所谓影响力，进而谋取不当利益。他们殊途同归，都成了危害社会的“大谣”。对此法律专家、社会学者以及广大网民纷纷指出，对于这些网络“大谣”必须重拳出击，依法严惩，还网络以清明空间。
（7）境外势力插手人民内部矛盾
　　境外敌对势力极力把人民内部矛盾引向对抗性矛盾，把群众的利益诉求转变为政治问题。

3、是解决当前社会治理问题的需要

（1）政府社会治理存在很多问题
　　第一，政府行为职能转变不到位，存在着的缺位和越位现象。缺位表现在公共医疗、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安全、环境保护等六大方面，政府的公共服务不到位；越位表现在政府成为直接的利益相关者，与民争利，导致社会矛盾突出。

第二，在治理主体上，重视政府轻视社会的协同，政府总是包揽一切。　　第三，政府的社会治理手段还比较单一，重视行政性、强制性的管理手段，重管制控制（管、控、压、堵、罚等），轻协商和服务、轻视法制规范和道德管理。

第四，在治理方式和治理环节上，往往重事后处理或运动式的管理方式，轻源头治理和常规化治理。
　　（2）社会组织发育不成熟
　　第一、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缓慢，数量少，规模小，质量低，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当前中国登记在册的社团组织43.9万个，平均每万人中拥有社团组织2个；发达国家每万人中拥有社团组织50个以上，发展中国家则是10个。
　 第二、社会组织法规体系尚不健全，立法层次较低，政策环境还不完备。
　　第三、社会组织治理机制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现在政府上班的人常常是白+黑、5+2地工作，为什么大家还是不满意？因为社团组织不发育，本来微观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都应由社团来满足和提供。但事实上都由政府承担了。

第四、部分社会组织行政色彩严重，社会组织与政府批准与否无关，与社会需要有关。
　　（三）社区建设还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
　　第一、社区建设中居委会行政化倾向严重。
　　第二、社区服务体系不健全（政府服务体系、社会公益服务体系、市场服务体系）
　　第三、社区管理主体单一。

社会矛盾急剧增加，数量越来越多，冲突越来越激烈，这说明我们的社会治理体制存在着重大缺陷。

三、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路径

《决定》对创新社会治理方式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四个治理”原则，即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这四个关键词，为我们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一）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原则

　 坚持系统治理，善用合作共治方式协调社会关系。建立政府主导的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合作共治模式，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坚持党委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领导社会治理，把握社会治理的正确方向。建立社会治理综合协调机构，发挥政府统筹指导社会治理全局性事项的主导作用。健全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联系政府与群众的互动机制，发挥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的作用。系统治理明确了社会治理的主体及其相互关系，即社会治理由谁领导、由谁主导以及社会治理主体间怎样互动。《决定》指出：“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系统治理一方面吸收和借鉴了国外社会治理的通行规则，强调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另一方面根据我国国情，强调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社会自我调节和居民自治并不是“让政府走开”、社会组织和居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要明确政府、社会组织和居民在社会治理中的合理分工，明确政府该做什么、社会组织和居民该做什么，党委的领导作用、政府的主导作用不能淡化甚至放弃。在当今中国，离开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任何有效的社会治理都是难以想象的。

依法治理明确了社会治理的根本依据和手段，即主要依据什么、依靠什么来进行社会治理。《决定》强调：“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在一个结构单一的社会，决策者可以像指挥军队一样引领社会前进，但当利益格局复杂、社会诉求多元以后，决策就要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坚持依法治理，善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调处社会矛盾。法治是善治的基本方式，法治的可预期性、可操作性、可救济性等特征具有其他社会治理手段所不具备的优势。法治思维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思想基础，法治方式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障。破除社会管控理念，提升社会治理主体法治思维能力，保障其善用法治思维分析社会矛盾成因及化解路径，善用法治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做到依法执政、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依法监督。

应该说，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制度建设很快，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2011年3月，中国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可惜的是，中国人没有养成遵守制度的习惯，中国仍然只能说是一个制度化程度很低的国家。明文的制度只停留在纸面上，相反，附着在明文制度上的“潜规则”却大行其道。正如中国学者吴思所说，“潜规则”事实上主导着中国社会的运行，成为中国社会运行的真正规范。中国有句话，叫着“原则上不可以”，在中国的语境下，它的意思是“事实上是可以的”。可见，“原则”都是可以变通的，都不是刚性的。做了不该做的事，去“摆平”了，就不会受到惩罚。明文规定不能做的事，“搞定”了，就可以干了。可以说，“摆平”、“搞定”的是人，破坏的却是制度。中国人要懂得，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有些事情可以干，有些事情不能干。人们没有意识到，不遵守制度带来的，社会成本运行变高，社会信任度变低。这样，每个人都成为受害者，整个社会不得不为此垫付高昂的代价。

　　我们在处理问题时，要尽可能按政策、按法律来处理问题，有政策的按政策，政策不完善的空白的，我们要尽早研究出台政策、完善政策，避免随意性。社会治理的各个主体开展活动时都有遵守法律的义务，谁也没有超出法律规范的特权。　　

坚持综合治理，综合运用法律、行政、道德、宣传教育、科技等手段规范社会行为。运用行政手段管理和服务社会，不得违背法定权限及程序。强化道德约束，加强社会行为规范自律，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强化宣传教育，引导群众有序表达诉求、依法维权，及时化解社会矛盾。完善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运用信息技术加强社会治理的能力。

综合治理明确了社会治理的依据和手段，即综合运用除法律外的其他手段来进行社会治理。《决定》要求：“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道德作为非强制性的社会规范，是社会的“软治理”手段，是处理国家与社会、公民与公民等关系的重要行为准则。没有道德约束的社会治理，绝非善治或良治，要使社会成员的利益关系既合“法”又合“义”。80年代有一部很有意思很轰动的电影叫做《秋菊打官司》，中国老百姓就认一个死理，一定要讨要一个说法。当然对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面推进人们的法制理念的建立，推动地方领导干部树立这种法制意识都非常有帮助，但同时我们要反问一下，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像秋菊那样求助于法律呢？在封建社会，皇权不下县，乡村里面的矛盾大多依靠乡绅或是家族长老。现在，我们依然可以采用这种方式。有这样一个故事，说西部有一个省，有两个农民放马，这两个马群走散了。后来有一户农民就认为那一批马是他的，但这两个农民互不相让，一定认为这批马是他的。马本身的价值大概就1800块钱，他们最后闹到说非要讨个说法，说要做DNA鉴定，如果要做这样一个技术鉴定要花3600块钱，他们也愿意，就是为了讨要一个说法，赌一口气。但是最后在当地有关部门特别是有威信的一些老人的协调下，最后要马的这一户给了另外一户900块钱作为补偿，这样既和和气气的解决了矛盾，化解了纠纷，也减少了两家的经济负担，还节约了宝贵而有限的司法资源。所以说并不是什么事情特别在民间基层一定要走向诉讼的这样一个渠道，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行政仲裁，几位一体，大调解这么一个格局。

源头治理明确了社会治理方式的次序，即不同社会治理方式的优先次序、轻重缓急。《决定》指出：“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我们过去对源头治理重视不够甚至忽视，没有把治标与治本有机结合起来。有些领导干部说非常重视社会治理，但是往往是不出事不管不问，出了事高度重视、高度负责，都是事后被动应付，所以我们现在要提出要关口前移，要防范于未然。马凯同志在国家行政学院2010年秋季开学典礼大会上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报告——《努力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在这篇重要的报告里面，马凯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构建一个源头治理的制度体系。所谓源头治理就是要把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社会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让它不发生，少发生，要铲除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发生的土壤。当然我们说这是一种理念状态，实际很难完全做到，但是我们需要向这个方向去努力，去工作。

“四个治理”内容丰富，体现了一系列有机结合：刚性治理与柔性治理相结合、社会服务与社会治理相结合、社区治理与社会治理相结合、政府主导与多方参与相结合、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相结合、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等等。“四个治理”在宗旨要求和目标指向上具有统一性。

（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路径

《决定》强调：“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总结起来，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路径包含三个方面，一是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二是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三是保障国家安全。

第一、采取措施，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

1、加快实施政社分开。健全社会自治机制，增强社会发展活力。通过立法降低社会组织准入门槛，健全社会组织章程、治理机构及退出机制，推进社会组织依法自治。社会组织在中国社会治理结构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在文化、经济、宗教等各个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四十多万的社会组织中，有24万余个社会团体或多或少带有官方的性质，因为《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所有社会团体的成立都必须挂靠政府部门作为业务主管单位。有些社会组织其实本身就是政府部门，如中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本身就是政府任命，有事业编制，业务经费由政府财政划拨。政府作为社会治理服务资源唯一的供给主体，垄断了社会治理政策的制定过程，由此导致大部分社会组织依附于政府部门，行政色彩浓厚，自主性不高。这种情况下，社会力量的资源供给水平不高，社会上蕴藏的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参与到与其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治理各个环节之中。国际上，社会组织又称为“非政府组织”、“第三部门（即区别于政府和企业）”，从名称上就彰显了其民间性。这些组织有可能会和政府合作，有可能接受政府的财政资助，有可能承担政府购买的公共服务，但绝不接受政府行政命令的管束。

健全社会参与治理机制，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良性互动。修订行政许可法及政府采购法，将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通过委托、授权或购买的方式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提升社会治理效果。对此，决定指出，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应交由社会组织承担。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文化体育等，也要逐步加大政府购买服务的力度。这样一方面推动了政府职能转变，把自己不便管也管不好的社会职能剥离出来，交给社会组织承接。另一方面也促进了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通过持续加大公共财政的支持力度，提高了社会组织的项目运作能力和服务的能级，畅通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通道。这是一个双赢的过程。在实际运行中，很多社区已经在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方面做出了有效的尝试，既缓解了公共养老院供应不足的问题，也成为解决就业压力的重要手段。

哪些政府职能可以转移，是要考虑的问题。经过梳理，上海静安区结合实践将政府职能转移的范围分成三类：“公共管理主要涵盖市容环卫服务等；社区服务包括为老、助残等等；社会事务则包括第三方评估等服务。”。在政府资金的激励下，上海静安区社会组织的数量不断增加，服务范围逐渐扩容。截至去年11月底，静安区共有社会组织449家，其中民办非企业单位312家，社会团体137家，从业者总数接近8000人。社会组织的服务领域遍及助老、助残、市政服务、教育、体育、文化、工商服务业、科学研究、卫生等多个领域。

为了聚集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和竞争优势的社会组织，2012年起静安区设立每年1500万的社会组织发展专项资金，并出台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对社会组织有针对性地给予开办费补贴、房租补贴、人员经费补贴、能力建设补贴、公益创投补贴等等，对获得区级、市级、国家级各类荣誉的社会组织及个人给予奖励。

2、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在沟通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弥补政府和市场的缺失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第三只手”的作用。健全志愿者招募培训和注册管理制度，建立志愿者星级认定、嘉许制度和志愿服务回馈制度，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相较经济社会迅速发展而言，我国社会服务领域的改革进展则相对缓慢。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出现许多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是政府和市场不可能全部解决或解决不好，解决这些问题的一条有效途径就是大力发展志愿组织。

3、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尤其是培育行业协会商会类社会组织。现在，发达国家的行业协会商会类社会组织比较完善，许多原来由政府管理的事情转由它们自律管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政府将逐步从大量具体、琐碎、繁杂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由此出现一个“缺位”的问题，而建立和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社会组织就是解决政府缺位问题的有效形式。完善财税支持、人才扶持等制度，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完善居（村）委会组织法，健全村规民约、社区公约，夯实居（村）民自治治理结构，发挥群众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用，促进城乡社区依法自治。

第二、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各种利益主体之间围绕着资源占有和使用的利益争端增多，人民群众维权意识和平等意识日益增强，由于信息不畅等原因，导致了很多社会矛盾的出现。对此，《决定》指出要“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

1、改革我们的信访工作制度。原则上信访不再作为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标，同样信访我们也不再接受越级上访，只能一级一级来。另外，既然是依法治国，就要增强法律在处理社会矛盾、解决社会利益纠纷当中的作用。同时，我们还要建立起政府自我纠错的能力，就是要改革和加强我们的行政复议工作。通过改革和加强行政复议工作，一方面提高政府的自我纠错，另外一方面，防止因为进入到司法诉讼程序当中，给社会资源带来的巨大浪费，同时对当事人还有一个时效性过长的这样一个影响，因为整个诉讼的时间很长。同时，还对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监督，从过去的那种名义上的监督转变为实体上的监督，因为行政复议上级政府可以变更下级政府做出来的相关行政裁决。

除此之外，在群众关心的社会决策方面，要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完善公共决策社会公示、公众听证、专家咨询论证制度，健全民主决策程序，凡是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影响面广或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的重大决策事项，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对大多数群众不理解、不支持的事项缓解出台或者不出台，防止因决策不当而损害群众利益，引发社会矛盾。在这方面,铜仁市创建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是个好经验。习近平同志在贵州调研时指出:铜仁“在全省率先探索建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统筹推进重点工程建设和社会稳定,实现‘项目要推进、风险要防范、矛盾要化解、群众得实惠’,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矛盾方面取得好的效果。”

决策有风险 评估要先行，保持社会稳定的"铜仁经验"

近年来，贵州省铜仁市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把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全面建立和推行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探索出“风险评估先行、防范化解联动、建设与调解并进、发展与稳定统筹”的工作模式，实现了“项目要推进、风险要防范、矛盾要解决、群众得实惠”，为实现该市“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提供了坚实保障。这个都是源于一次“舞龙”引发的深刻反思 。2009年元宵节前，铜仁市德江县发生一起大规模群体性事件。起因是当地政府在未征求群众意见、没有充分考虑传统习俗的条件下，草率改变传统舞龙线路，从而引发群众不满。事件平息后，铜仁市的决策层意识到，当地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民生欠账多，在发展中积累和暴露的矛盾和问题较多，处理稍有不慎，就会给社会稳定带来巨大风险和冲击。“加快发展的前提是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这里的关键在于干部的决策、言行和作风。”定政策、出措施、上项目，既要充分考虑决策和项目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又要充分考虑潜在的稳定风险，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和谐稳定。 经过认真研究，铜仁市把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超前防范化解风险的重要手段，明确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在做重大决策或实施重大项目前，必须全面、系统、深入地评估、论证决策或项目可能带来的社会稳定风险，并将其结果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为此，该市还制定完善了《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办法》、《风险评估工作管理规定》等规范性文件，健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的执行、责任和监督机制，以确保执行过程中不走样。后来，铜仁市筹备建设科技工业园区和教育园区，涉及两个乡镇7个村2365户近万人的征地拆迁，铜仁市始终将解决好征地拆迁群众的切身利益作为第一任务，成功地实现了重点工程建设与社会稳定工作统筹推进。

　　第三、健全公共安全体系，维护国家安全

如今的安全，已经不仅仅是指交通安全，还包括环境、食品、生产、国家的安全。

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改革发展才能不断推进。但由于监管不到位，食品药品安全和社会安全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群众的日常生活，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的损失，甚至也影响到了政府的公信力。这些方面的安全已经是老话题了，在此不一一赘述，只提《决定》中的一个亮点。

国安委从最初有人提出，20多年来一直有人在提。那么中央什么时候设立，恐怕与必要性有关系。也就是说，在没有感觉到非传统安全威胁成为巨大挑战的时候，没有那么迫切的时候，现有的机构具有应对挑战能力的时候，就不需要建立新的机构。而今天中央认为，到了必要期，我们现在遇到的很多挑战，越来越严重。所以《决定》提出要健全公共安全体系，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

对外维护主权安全，对内维护政治安全。这种维护“双安全”的表述在习近平的讲话中表现为，“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这种“双重压力”就是产生国安委的动力。国安委的成立，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加强国家安全事务（以及对外工作）的横向协调，更重要的是为了强化纵向的中央（尤其是国家元首）对国家安全事务的统一领导、集中指挥。对于保障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确保中央对外战略意图的实现，都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暴力事件）

在世界范围内看，拥有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一个国家安全体制和安全战略成熟与完善的标志。美国1947年就根据《国家安全法》设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俄罗斯、法国、印度等国也都设立了类似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效能已被充分验证。

　　面对复杂多样的快速转型社会,多元互动、共同协作的权力运行过程更适合于现代社会建设。这也决定了社会治理必须遵循动态和权变原则，因时、因地施治,不断推进社会治理模式的结构性转型。因此，社会治理体制的构建和创新，不仅有助于完善政治体制改革和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而且也助于增强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

【篇3】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提出是在

形成社会治理新格局 重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作者：马雅琴
来源：《西部论丛》2019年第22期

        摘 要：社会的变革不仅给我国经济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活力，随之而来的还有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社会治理也愈加复杂。人们的自主意识觉醒，政府职能的转变，迫在眉睫。因此，社会治理应适应社会的新变化，转变社会治理理念，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不断提高社会治理水平。

        关键词：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基层治理

        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和社会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以及人们的思想认识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全面推进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习近平从思想、理论以及实践等多方面拓展了社会治理的新境界。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题，审议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就社会治理也是做了重要阐述。

        十九大提出要以共建、共治、共享来构建社会治理格局，并以提高社会化、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水平，完善治理能力，这个重要的科学决策。自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发展的一直在经济建设为中心，据相关数据统计我国的社会结构落后经济结构15年，而这一差距是直接导致社会问题与矛盾的因素。另外，前期一直倡导政府管理社会，在管理社会的过程中，发现不足、出现短板，进而也导致了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冲突，政府干预过多导致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十九届四中全会更是充分体现了共建、共治、共享的要求。其中，“共建”突出了制度和体系建设在社会治理格局中的基础性、战略性的地位。

        要创新社会治理体系，必须要努力从当前社会治理欠缺的部分入手，然后多方面、多层面形成合力，综合施策。

        第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社会阶层主要以知识分子阶层、农民阶层、工人阶级为主。如今，随着全球化的脚步，带来的新文化思潮也在影响着这个时代的人们，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民主意识的增强，人们的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诉求已不再简单或者是单纯了。在新形势下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要以形成有效解决矛盾机制为准，健全工作体系、干预机制以及综合机制。将矛盾及时化解在源发地。

【篇4】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提出是在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要坚持“四个治理”

◎ 文/龚维斌

【期刊名称】中国国情国力

【年(卷),期】2014(000)004

【总页数】2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这既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也是我们党对社会管理理论认识的一次升华，更是我们党在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上的一次新飞跃。

坚持系统治理

社会治理是全社会的共同行为，要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1.发挥政府治理的主导作用

发挥党委在社会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的同时，要强化政府研判社会发展趋势、编制社会发展专项规划、制定社会政策法规和统筹社会治理方面的制度性设计、全局性事项管理等职能。正确处理政社关系、政事关系、政企关系，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发展，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凡是社会能办好的事务和公共服务尽量交给社会力量承担，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2.增强社会自我调节功能

依托人民团体、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和各类社会组织，开展形式多样、方法灵活的平等对话、相互协商、彼此谈判、规劝疏导，化解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推进以行业规范、社会组织章程、村规民约、社区公约为基本内容的社会规范建设，充分发挥社会规范在协调社会关系、约束社会行为、保障群众利益等方面的作用，通过自律、他律、互律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行为符合社会共同行为准则。

3.深化居民自治

深入贯彻居民委会组织法、村委会组织法，深入开展以居民会议、议事协商、自我服务为主要目的的民主治理实践，以村务公开、居务分开、民主评议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监督实践，全面推进居民自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坚持依法治理

1.用法治精神引领社会治理

法律的权威和地位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准。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依法治理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原则。我国社会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利益关系日益复杂，利益诉求日益多元，社会矛盾日益凸显，人们政治参与意识、民主法治意识、权利意识、公平公正意识普遍增强，对法治的期待越来越强烈。因此，需要在社会治理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全面贯彻法治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