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感想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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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感想3篇

第1篇: 第八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感想

2014年02月18日 08:28
来源：解放军报 作者：王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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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第四次战役，即1951年“春季攻势”，发生于1951年1月25日～4月2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为制止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南朝鲜（韩国）军发动的攻势，争取时…[详细]

核心提示：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20军59师177团6连、60师180团2连、27军80师242团5连除一名掉队战士和一名通信员，成建制被冻死的壮烈场面。

本文摘自：《解放军报》2014年2月17日第11版，作者：王根成，原题为：《“冰雕连”：钢铁铸就的意志》

20军、27军的军史，记载着“冰雕连”史诗般的悲壮。

1950年11月下旬，朝鲜战场长津湖战役中，美军南逃沿途被这样的情景震惊：一排排志愿军战士俯卧在摄氏零下40度的阵地上，手握钢枪、手榴弹，保持着整齐的战斗队形和战斗姿态，仿佛是跃然而起的“冰雕”群像。

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20军59师177团6连、60师180团2连、27军80师242团5连除一名掉队战士和一名通信员，成建制被冻死的壮烈场面。从此，“冰雕连”成为一座精神丰碑、一种文化符号，被载入军史。

是什么力量让“冰雕连”不惧摄氏零下40度的严寒？长津湖地区海拔1000至2000米之间，当年是50年不遇的严冬，夜间最低温度达到摄氏零下40度。官兵向美军后方穿插行军时，寒冷比敌人的子弹、炮弹更可怕。有的战士脚冻肿了，脱了鞋再也穿不上，干脆光着脚在雪里奔跑；有的战士又冷又饿，只能抓把雪往肚子里咽。

“冰雕连”没向严寒屈服，按时埋伏在美军撤退的必经之路。可是，战斗命令下达后，却没有人站起来冲锋，全部冻死在露天掩体里。当美军军官里兹伯格向这些“冰雕”致敬时，心中疑惑，他们为何宁愿冻死也决不放弃自己的阵地？里兹伯格没看到、也读不懂177团6连战士宋阿毛身上的一首绝笔诗：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荣誉。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冰雪啊!我决不屈服于你，哪怕是冻死，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党和毛主席发出的号召。党领导下的忠诚战士就要为信仰而战，宋阿毛的绝笔诗的本意是不惜用生命捍卫信仰。“冰雕连”官兵心中燃烧着信仰的火炬，身上有源源不断的、斯诺笔下的“东方魔力”，何惧摄氏零下40度的严寒？

恩格斯说：“枪自己是不会动的，需要有勇敢的心和强有力的手来使用它们。”“冰雕连”官兵把身子死死地铆在阵地上，展开的战斗队形枪口一致朝着美军途经的方向，许多战士的手冻结在枪托上掰不开。我们平常站在零度左右的天气里，会身不由己地搓手、揉耳朵。“冰雕连”官兵不是一下子被“封冻”的，而是经过漫长的等待。我们一感觉到冷，常用“像猫咬的一样痛”形容，俯卧在摄氏零下40度的雪地里纹丝不动，“冰雕连”官兵都有断腕、剜心般的痛。

整个阵地上，再怎么冷、再怎么痛，没有一个干部战士站起来活动一下，没有一个干部战士点把火烤烤身子，因为大家明白，任何一个动作都有可能暴露目标。“冰雕连”官兵如烈火中的“邱少云”，为了战斗的胜利，宁死绝不脱离战位一步。从威严整齐的战斗姿态上可以看出，“冰雕连”官兵有钢铁铸就的身躯，有钢铁铸就的意志，不为任何艰难困苦动摇战斗决心，一息尚存就要冲锋。

未来信息化战争，作战行动将在陆、海、空、天、电多维战场全面展开，战斗更加残酷，对抗更加激烈，官兵更需要“冰雕连”的战斗精神。要像他们一样有坚不可摧的战斗意志，打不垮、冻不倒，勇往直前；要像他们一样有视死如归的战斗血性，人在阵地在，誓于敌人决战到底。

克劳塞维茨说“勇气是军人应该具备的首要品质”。目睹“冰雕连”悲壮牺牲的场面，军人的士气和战斗精神扑面逼人，令美军生畏、起敬。一位参加过长津湖战役的美军军官说：“他们冒着严寒和陆战队的炮火源源而来，其视死如归的精神令陆战队员们肃然起敬！”可见，“冰雕连”静默的阵地上，却有强大的心理“杀伤力”。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冰雕连”的精神不是一朝一夕练成的，而是在漫长的战斗岁月中历练的。“冰雕连”参加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战火硝烟锤炼出了这种“冰雪雄魂”。如今，20军的战士业余演出队根据“冰雕连”史实创作的歌舞剧《冰雪雄魂》，每一场演出过后都点燃了沉积于官兵血脉中的战斗因子。

英雄是民族的脊梁，是军队的魂魄。当前，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和战斗精神，广大官兵就要多读、读透“冰雕连”这类史诗作品，就要常挖、深挖这座“富矿”，从中汲取能量、增添动力，在实现强军目标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第2篇: 第八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感想

议论文论据大全韩国将归还具中国志愿军遗骸

　新华网12月19日消息，根据中韩双方共识，双方就移交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事宜进行了工作磋商，韩方同意尽快将迄今发掘的遗骸、遗物移交中方。双方将本着人道主义精神，通过友好协商推进相关工作。
　　人民网同日引据韩联社消息，韩国国防部当天表示，中韩两国已就韩方归还安葬于韩国的中国军人遗骸一事达成协议。此外，对于仍在发掘的中国军人遗物，韩方也表示将尽早归还。
　　报道称，首尔北部的京畿道坡州市的中国军人墓地埋葬着朝鲜战争时期阵亡的中国军人遗骸，共计425具。
　　遗骸发掘工作已正式开始
　　《新京报》援引据韩媒报道，韩国国防部负责人说，遗骸发掘工作已12月19日正式开始。遗骸的清洗和干燥需要2-3个月的时间，另外还要对遗骸、遗物和鉴定记录进行整理并收殓入棺，大概需要数个月的时间。遗物包括印章、钢笔、徽章、钱包和军装等。
　　该负责人说，两国就归还中国军人遗骸达成协议是韩中关系的里程碑。准备工作由韩国完成，归还过程由中国负责。
　　韩国驻华使馆新闻官员表示，此事由韩国国防部负责，据他所知，这将是韩国首次直接将中国人民志愿军遗骸交还中国。
　　韩国曾于1981至20xx年间通过朝鲜向中国归还过42具军人遗骸，并于20xx年再次归还1具。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对于如何迎接军人遗骸回家，韩方表示主要由中国负责，民政部新闻办工作人员在7月就已表示，烈士遗骸安置、褒扬等工作，由民政部优抚安置具体负责。不过，这次韩国政府要送还数百具中国人民志愿军遗骸归乡，事件重大，社会各界都很关注，民政部将与外交部等有关部门协商妥善的迎接方案。
　　朴槿惠曾提议送还
　　据《南方周末》今年7月报道，6月29日，韩国总统朴槿惠提议，要将位于“三八线”附近墓地中的中国志愿军军人的遗骸送还给中方。
　　安葬于韩国的志愿军战士，拥有一座陵园，而且是世界上为对手修建的“敌军墓地”。
　　“敌军墓地”位于板门店的韩国一侧，属于京畿道坡州市辖地。面积约6099平方米，分为第一墓区和第二墓区，其中约有遗骸1100具，东边第一墓区安葬着朝鲜人民军的遗骸，西边第二墓区则既有朝鲜人民军又有中国人民志愿军。中国志愿军的遗骸为362具(数据截至20xx年7月)，朴槿惠提议归还给中国的遗骸正是安葬在此处。
　　“韩有意完全解决战时遗留问题”
　　延边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专家金强一在接受前述《北京青年报》采访时表示，韩国归还中方军人遗骸这一举动象征意义比较大，标志着韩国有意完全解决以前战争时期的遗留问题，开启两国关系的新篇章。
　　金强一说，这一问题属于战争时期的遗留问题，以前冷战时期的对立理念导致韩国将这些军人视为“敌对国”的遗骸。战争遗骸的返还在世界各个国家不乏先例，这一次韩国归还中国军人遗骸数量大、较为彻底，所以，此举的象征意义也更大。
　　金强一认为，这一结果是中国和韩国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两国领导人也在公开场合讨论这一事宜。当朴槿惠访华提出要归还中国军人遗骸时，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表示感谢，并称落叶总要归根，即使走得再远，也要回到祖国。此外，韩国在近几年逐渐“示好”，除了设立专门部门来打理墓地外，还破例让中国老战士前往墓地祭扫。

第3篇: 第八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感想

志愿军为何回国：朝鲜有人视其为占领军 侵犯主权

1956年“八月事件”使中朝关系日趋紧张，金日成加快了向莫斯科靠拢的步伐。借着当年10月24日至11月4日苏联出兵匈牙利，南日向苏联大使表示，朝鲜“今后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同苏联的友谊”，“我们认为现在所有的进步力量都应当更加紧密地团结在苏联周围。”在朝鲜新大使赴莫斯科前夕，金日成对他说，“除了巩固与苏联的联系和友谊，朝鲜没有也不会有其他的政治路线。”

此外，为了取悦莫斯科，朝鲜外务省还不断向苏联使馆散布一些有关中国的消息，挑拨中苏关系，如声称中国单独约见朝鲜、越南和蒙古大使，通报匈牙利事件时说，苏联承认在波兰问题上犯了错误；李相朝(朝鲜“延安派”骨干，曾任朝鲜驻苏大使)有亲华情绪而轻视苏联等。

对于这些情况，北京未必一无所知，但却没有做出进一步反应。因为，这时中国看问题的角度也出现了很大变化。

牺牲“延安派” 毛泽东安抚金日成

波匈事件发生以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及苏共二十大路线的看法逐步发生了转变，认为苏联放弃阶级斗争、与美国实现缓和的方针是错误的，并由此表露出对苏共继续领导社会主义阵营的能力和地位产生了怀疑，特别是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后，中苏之间的分歧逐渐扩大。

为了加强自身的力量和影响，中共不得不对朝鲜采取容忍和友好的方针。这首先反映在中国对流亡的延安派干部的态度上，中国地方档案中有这样一些材料：

1957年3月4日，移居长春的朝鲜劳动党平壤市委前组织部长金忠植(Kim Chyn-sik)给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写信，要求向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递交有关他个人和劳动党的材料，并希望直接去北京面呈。若是在几个月前，这些材料确是中共急需的，但现在已经没有人关心了。3月16日吉林省委书记富振声在与金忠植谈话时，不客气地说：“你从朝鲜来我国，不是合法的和正常的，我们曾经要求你回国，但是你坚决不愿意回去，我们只好把你留下来。”然后严肃地告诉他：中朝两党和两国关系一向友好，中国也“不愿干涉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内部事务”。最后，富根据中共中央的委托转告他，在中国期间，要尽量避免与朝鲜人及中国朝鲜族人接触和通信，更不能谈论朝鲜的问题。

6月28日，前朝鲜驻苏大使馆工作人员金俊根(LiDiun-gen)、李熙相(Li Khi-Sang)写信给中共中央，希望在中国参加一定的组织生活。7月9日中共中央联络部答复吉林省委：“告诉他们，我们没有这样合适的组织给他们参加。至于帮助他们自学的问题，请你们就近指定一适当的同志，帮助他们自学。”

的确，此时的中朝关系有了迅速好转的势头。“八月事件”前后，中国政府对于朝鲜提出的在1957年给予额外无偿援助或5000万元贷款的请求一直没有回应，最后干脆予以拒绝。因此，朝鲜也取消了预定的以副首相金一为首的经济代表团访华的安排。

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了。为迎接1957年9月中旬金一率朝鲜劳动党中央经济代表团访华，与中方商讨朝鲜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标和援助问题，中国政府做了非常周密的准备和安排。10月25日志愿军入朝作战七周年时，中朝关系的升温最为明显。金日成不仅致函志愿军司令员杨勇表示感谢，还专门给毛泽东发出贺电，毛泽东也亲自回电致谢。朝鲜政府还在平壤召开纪念集会，并组织群众开展慰问、立像和扫墓活动。几天后的十月革命纪念日，据《人民日报》报道，“志愿军驻地一片节日景象。”

在这样的气氛中，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与金日成举行了会谈。金日成在会谈中强调了朝鲜在法律上的独立地位，并向毛泽东详细讲述了“八月事件”“阴谋颠覆”朝鲜政权的性质，取得了毛的认可。

回国后，金日成立即采取行动，进一步在党内进行政治清洗。八月事件中反戈一击的金奉这次也没有逃脱噩运，先是被开除党籍，而后遭到拘禁，最后被送往顺安(Sunan)农场进行劳动改造。随后被肃清的，不仅有延安派干部，还有对金日成不满的其他派系的领导干部金元凤(Kin Von-bon)、赵素昂(ChoCo-an)等。

中国使馆获得的一份劳动党内部讲话材料称：到1958年初，朝鲜“全面地揭露和粉碎了反国家反党的宗派分子”，进一步肃清了“崔昌益、朴昌玉、尹公钦、金承化、徐辉、李弼奎等反党宗派分子的残余毒素”。讲话在谈到国际形势时，特别提到了“以苏联和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还颂扬中国“以强大的力量登上国际舞台，在解决国际问题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这一切自然是中朝关系改善的结果。

此时，中共对劳动党和“八月事件”的看法已完全改变。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称赞金日成在莫斯科宣言上签了字，是反帝国主义的，是坚持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还说，1956年中国和苏联派人去朝鲜解决人家的内部问题，用意是好的，但结果不好，方式不对。周恩来在1958年2月访朝回国后也说，从朝鲜跑过来的那些人反映的情况很片面，导致中国对朝鲜产生了错误看法。《人民日报》还摘要刊登了朴金在劳动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其中有一大段是专门点名批判“崔昌益、朴昌玉反党宗派”的。

朝鲜欲借力“联合国”，志愿军成了“占领军”

为了安抚金日成，进一步巩固中朝关系，毛泽东又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即撤回在朝鲜的全部志愿军部队。

就社会主义阵营一方来说，停战后的朝鲜问题主要由中国出面解决。中朝关系紧张以后，双方对解决朝鲜问题的方式和途径产生了分歧，平壤有意摆脱北京对这一问题的控制。

1956年11月，当中朝关系陷入低谷时，也出于对中国的不信任，朝鲜政府向中国政府发出备忘录，提出让联合国出面协助解决朝鲜问题。中国对此表示反对，认为这个建议违反了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苏、中、朝共同制定的原则。

毛泽东甚至判断，朝鲜这一举动表明，他们有可能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投靠西方。在11月30日与苏联大使尤金的谈话中，毛泽东对朝鲜提出严厉的指责：金日成要赶走志愿军，他可能要走铁托的道路，更可能走纳吉的道路。

在征求了莫斯科的意见后，中国政府在12月8日回电朝鲜政府，指出联合国事实上和法律上都是参战的一方，而且联合国只承认南朝鲜政府，故没有资格出面协调；目前“全面解决朝鲜统一问题的条件还不成熟”，为此“需要经历长期的斗争”。

同时，中国政府还遇到了一个更棘手的问题。针对志愿军干部违反朝鲜的法律和风俗、傲慢地对待朝鲜老百姓以及干涉朝鲜内政的个别事件，有朝鲜公民甚至领导人把志愿军看成是占领军，认为他们侵犯了朝鲜主权，因而继续在朝鲜驻守是不受欢迎的。正是因为了解到这种情况，毛泽东在1956年9月与米高扬会谈才提到，金日成有可能要求中国撤军，尽管苏联人对此表示怀疑。

朝鲜停战以后，中国军队便陆续部分地撤退回国。1954年9月撤回7个师，1955年3月撤回6个师，到1956年4月在朝鲜的志愿军部队还有44万人。在中国和苏联看来，志愿军是社会主义国家对抗美国在南朝鲜驻军的主要力量。虽然1956年4月中国政府发出呼吁，要求各方同时从朝鲜撤军，但是正如中国在向苏联通报时自己认为的，这个建议只不过是为了减轻来自中立国方面的压力，对美国企图取消中立国委员会的主张的回应，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在1957年1月周恩来访苏前夕，考虑到中国的立场，苏联外交部确定的讨论朝鲜问题的既定方针是，苏联政府认为应该强调，在目前局势下，中国人民志愿军继续驻扎的朝鲜，“不论是从朝鲜人民利益还是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利益的观点看都是必要的。”然而，到1957年11月，毛泽东的主张就完全改变了。

志愿军回国，中朝同盟水到渠成

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两次与金日成谈话，主动提出中国军队全部撤离朝鲜，并指出现在形势大好，“东风压倒西风”，美国不敢妄动。这个建议令金日成感到惊讶，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但很快就表示同意和感谢，认为如同毛泽东所说，这样做可以给美国施加压力。

金日成回国后立即召集会议讨论，随即两次给毛泽东发电，表示劳动党中央赞成志愿军回国，并提出了具体实施办法。最后双方商定，朝鲜政府首先发表声明，要求双方撤兵，中国政府再表示响应和支持，然后开始单方面撤军，至1958年底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

1958年1月8日，周恩来向苏联大使通报了这一情况。1月16日苏联外交部答复，这一举动“非常英明”。于是，2月5日朝鲜政府发表声明，要求一切外国军队同时撤出南北朝鲜，实现全朝鲜自由选举，实现南北朝鲜和平统一。2月7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响应朝鲜的和平倡议，准备同朝鲜协商撤出志愿军，要求美国和其他有关各国也采取措施从南朝鲜撤军。不久，苏联政府也发表声明，支持这一建议。

2月14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朝鲜，商讨撤军的具体步骤和其他事宜。双方确定，从3月至年底，分三批实现全部撤军，并发表联合声明，强调朝鲜问题应由朝鲜内部通过谈判解决，无需外国干涉。此后，第一批部队6个师共8万人，从3月15日至4月25日撤出；第二批6个师及其他特种部队共10万人，从7月11日至8月14日撤出；第三批志愿军总部、3个师和后勤部队共7万人，从9月25日至10月26日撤出。志愿军撤退时将营房、设备和物资全部无偿地移交给朝鲜人民军。

至此，在朝鲜作战和驻守8年之久的中国军队，终于全部撤退回国，此举无疑进一步加强了中朝之间的友好关系。此时，在朝鲜形成了金日成一统天下的局面，“八月事件”的阴影也云消雾散。

两年半以后，中朝同盟水到渠成，1961年7月12日中国和朝鲜终于签订了《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其内容和用词与1950年2月的中苏同盟条约几乎完全一样。至此，中朝同盟以条约的形式，在法律意义上正式形成。两国关系进入官方宣传的“唇齿相依”的新时期，休戚与共，命运相连。

“唇齿相依”还是“政治联姻”

从1946年夏天中共东北局在平壤成立办事处，第一支中共军队中的朝鲜族部队开赴北朝鲜起，中朝非正式“同志关系”就已确立；到1950年10月中国出兵援朝鲜，结成事实上的同盟关系；再到1961年《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正式在法律意义上确立同盟关系，其中的波折起伏，真是人们从表面上看到的“唇齿相依”的亲密联盟吗？

面对中朝关系，毛泽东有两种心态：从历史的角度讲，他有一种传统的中央大国的统治者心态，对于周边小国都要保护，都应该宽容；从现实的角度讲，他有一种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心态，对于亚洲社会主义国家有责任给予帮助和支援。

在冷战的格局中，对于毛泽东而言，中朝同盟的立足点就是亚洲革命的利益及中共对国际共运的领导权。所以，尽管朝鲜战争是中国被迫接受的既成事实，他仍然不顾个人屈辱和国家安危，毅然决定出兵朝鲜作战。所以，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形势发生变化，中共需要朝鲜党支持的时候，他不仅容忍了金日成对延安派的打击和迫害，还向朝鲜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

中朝同盟对于金日成而言，是维护国家安全和他本人统治地位的工具。另一方面，朝鲜又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无论在革命理念上还是在现实政治中，金日成明白一个道理，阵营的利益高于国家的利益，没有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就没有朝鲜劳动党的统治。因此，在危急关头，在战争期间，他只能接受莫斯科和北京的主宰，忍受国家主权和个人尊严遭受侵犯的现实。不过，这一经历也更加刺激了金日成的民族主义情绪。当国际斗争的中心转移之后，作为革命阵营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金日成巧妙地利用阵营内部(主要是中苏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左右逢源，随机应变，提出了朝鲜独立发展的“主体思想”，其矛头所指，不仅是莫斯科，也包括北京。

在“唇齿相依”这一表象的掩盖下，中朝关系其实是一种很不稳定的“政治联姻”，其内在的不稳定性和多变性体现了社会主义同盟关系的共同特征，而根源在于两种结构性弊病：其一，在原始共产主义政党理论中，本来就没有国家和主权的概念，即使掌握了政权，但党内和阵营内通行的最高原则还是国际主义；其二，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党际关系中领导和被领导的组织原则被移植到国家关系中。

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领导人也逐步意识到国家利益应该是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政治准则，但是却没有人能够否定这些基本原则。因为一旦这样做，就会有人指责你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否定了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

或许，这就是中国和朝鲜在处理他们相互关系时所遇到的逻辑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