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资本主义制度是什么意思【三篇】

主义代表理念或有完整体系的思想和信念，也可视为实现不同目标的不同方法。若在政治理论中，冠以“主义”此一后缀，往往具有“思想、运动、体制”三种互为相关的内容，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新型资本主义制度是什么意思3篇 , 供大家参考选择。

新型资本主义制度是什么意思3篇

新型资本主义制度是什么意思篇1

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什么？


引论

    关于资本主义的实质，许多人谈过。例如西方有马克思，韦伯，桑巴特（Werner Sombart），陶普（Maurice Dobb），……中国有梁漱溟，余英时，黄仁宇……最后，哈耶克在1988年发表了一本书《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算是给这场“主义”之争盖棺论定。我要在这篇小文章里叙述的，大致就是这些大学者们说过的话。但是我把这些话分做两段说，一段是人们在哈耶克那本书发表之前的认识，我称为“传统的看法”。一段是哈耶克的看法，我称为“最后的看法”。一提到“最后”之类，就难免有质疑说“僵硬”或“教条”。不过我这里的“最后的看法”确实是哈耶克最后的看法，这位从本世纪初即参与了人类认识“资本主义”的思想运动的学者已经于1993年3月辞世而去了。

一、传统的看法

    黄仁宇先生在与李约瑟共同撰写《中国科技史》的十几年里曾对研究资本主义的诸多作者有过一个综述：“……写资本主义的文章大略有三类。一类注重生产关系的转变……。一类注重资本主义精神……。还有一类注重自然经济之蜕变为金融经济。”马克思自然被归入第一类。韦伯是第二类。诺斯（Douglass North）应属于第三类。也许这种把作者简单归类的办法会误导读者。事实上，韦伯和桑巴特以后，黄仁宇，余英时，以及三十年代的梁漱溟，都持一种整体演变的看法。即“资本主义”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是由许多原因生成的。所以余英时先生又称韦伯和他的立场为“历史多元论”，以别于”一元论史观”。极而言之，从西欧历史中挖去任何一段（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时代，古希腊，……）都会使现在西欧北美的社会不成其为“资本主义”。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后来的《中国文化要义》中一直认为中国即便再独自发展五千年也出不了“资本主义”。他的观点后来由余英时先生再度提出。
    黄仁宇提到，形成“资本主义”的三个主要条件：（1）信贷关系的拓展。（2）专业经理人员的使用。（3）各种有利于资本主义管理的技术的社会共享。我们也可以认为这里的第一个条件包括了金融市场的发展或资本的自由流动。第二个条件其实是要求“企业家的自由进出”（隐含着“企业家与资本家职能的分离”）。第三个条件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可计算性”（隐含着“信息的自由流动”）。“企业家的自由进出”被新奥地利学派的领袖克兹涅尔（Is-real Kirtzner）认做“资本主义”的定义。如果我们把“信贷关系的拓展”扩充理解为“一般的合作信任关系的扩展”，那么资本主义形成的三个条件实际上就可以涵盖在“一般信任关系的扩展”这一个条件里。不仅专业经理人员的任用依赖于“代理人关系”中的相互信任，而且技术的分享和法律，会计，契约等等的可计算性，都是职务于“信贷关系的扩展”这一目的的。这就要说到哈耶克后来的看法，留待稍后再述。
    说一个封闭的中国再有几千年也产生不了资本主义，梁漱溟是有极扎实的根据的。他的根据首先是，中国社会自秦汉始已经用伦理道德代替了宗教，用礼俗代替了法律，用家族关系调和了西方社会固有的“个人与社会”和“社会与国家”的冲突。所以自“战国”以后中国社会“废封建，建郡县”，两千年以来徘徊于一个既非“资本主义”又非“封建”的社会形态中。梁漱溟的另一个根据是，中国人的精神意欲并不指向“资本主义”的方向。余英时先生在“关于中国历史的一些特质的一些看法”里提到，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缺失的原因，一个基本的问题是搞个清楚中国社会的传统价值体系。他认为若没有西方的冲击，中国社会仍会在自己的传统内演变下去，出不了“资本主义”。中国人的精神是中庸与主调和的。即使我们无视“宗教伦理导致资本主义”的简单说法，假设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也可以产生资本主义，我们仍然难以相信中国人会把任何一个工作推进到如此大的规模以致“人”必须从家庭，朋友，道德，和陶冶人性的种种“生活的艺术”异化出去，变成大机器的奴隶。对于按照狭窄的“科学方法”组织分工以至人生，诚如冯友兰论及中国哲学的特点时指出的，中国人认为是“奇技淫巧”，“乃折枝之类，非携泰山以超北海之类”。换句话说，中国人“志不在资本主义”。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到底“资本主义”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呢？还是欧洲人文化传统与扩张精神产生的独特结果呢？对于这个问题，余英时认为在欧洲资本主义诞生之前的几百年里，确实先有了一场连续不断的，指向资本主义的精神运动。当然，我们还可以进行更深入的考查。例如黄仁字和李约瑟对威尼斯城邦民主与信贷扩张，低地尼德兰的市民自治与贸易管理，到后来英国限制王权和金融发展的案例研究，以及他们对英国法庭法律变迁的研究。又例如许倬云强调资本家参政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环节。所以，政治，法律，这些“上层建筑”的演变是伴随了资本主义的“物质发展”的。政治事件与精神运动的关系（例如“三十年战争”）在欧洲十四到十七世纪间极其错综复杂。我们考查的最后结果也许仍是不了了之的“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所以，从宏观上说，资本主义的经济过程应当同时“伴随”着一个精神过程，我们无法证明哪一个为主，哪一个为辅。但是从微观上说，人的精神导向总会随着人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发展（即摆脱物质生产的束缚）而越来越占据主要的方面。只不过现代精神仍受约束于“传统”，而传统的精神是从原始物质生产状态脱胎而来的。所以我们才观察到两个过程（精神的和物质的）相“伴随”的现象。
    在“传统的看法”里，马克思和韦伯代表了两个几乎完全相反的看法，以致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坚持认为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为了反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而写的。我假定双方的观点已经为读者熟知。这里要讨论的不是他们的观点，而是他们的观点或他们关于“资本主义”的概念可以从具体历史过程中抽象出来的程度。
    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观念与他对“欧洲理性”的理解有关。他著名的观点是，商业行为，甚至大规模商业行为，在中国和印度都一直存在并早于欧洲。但那不是资本主义，因为那里缺少一种“理性”，缺少一种依赖于精确计量的法律，会计，契约，雇佣关系，政治活动等等的有理性目标的社会组织（德克海姆的“有机的社会”）。他定义“资本主义”为“用企业的方法实现人的需求”并且这种企业必须是“使用资本主义簿记方式的理性的资本主义企业”。韦伯大量地使用“系统地”这个词，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理性地和系统地追逐利润的态度”。他并且把一切“资本主义”分类成四：（1）非理性的，政治的资本主义。（2）非理性的，工业的资本主义。（3）理性的，政治的资本主义。（4）理性的，工业的资本主义。只有西欧的资本主义才属于第（4）类。因此“资本主义”（同样地，“社会主义”）做为理性的社会组织和政治运动在西方以外的社会中并不存在。
    韦伯的另一项研究也可以说明他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他在《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一书中论证说，现代西欧“自然法”的真精神在于“自由”或准确地说，“契约的自由”。由于这种契约的自由，西方社会得以发展理性的工业资本主义。他认为这种具有自由精神的“自然法”部分地导源于宗教运动中那些理性的宗派，部分地导源于文艺复兴时“自然之道”的理念。于是“理性”与“自然”成了自然法判断案例合法性的两个基本判据。
    虽然韦伯也强调理性地雇佣和组织“自由劳动力”是资本主义的突出特征，但他并没有象马克思那样把“雇佣劳动”看成是“理解资本主义的轴心”。韦伯这种强调精神过程的“资本主义”概念于是很难从西欧社会具体的历史中抽象出来。
    马克思的研究几乎可以看成是对资本主义“微观基础”的研究。他的深刻性在与他同时代经济学家的比较中立刻显现出来。例如同时代人认为资本主义的实质在于对利润的追逐或循环公式：“货币一资本一更多的货币”。这种看法在学术上纳入一个很流行和著名的学派，我们不妨按黄仁宇的分类称之为“金融的资本主义学派”。这类看法认为资本主义的实质在于“资本的堆积”，在于“金融资本的吞并行为”（acquisitive capitalism）。但是马克思抓住了“剩余价值”这个关键，来解释“利润”和资本的金融扩张如何成为现实可能性。“雇佣劳动”于是成为马克思所理解的“资本主义”做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实质。从我们的角度看，马克思的雇佣劳动概念是可以应用到非西方社会的历史过程中的，所以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概念比韦伯的有更大的普适性。当然，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的。对“价值”和价值创造过程的理解不同使其他经济学家被马克思视为“庸俗”。我在《经济研究》中曾详细阐述了以奥地利学派为首的主观价值理论对价值创造过程的理解。按照门格尔和熊比特的理解，企业家或追逐“利润”的人对于“剩余价值”的创造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正是他们发现了价值的“剩余”，正是他们的“企业家才能”使自由劳动得以组织起来，去获取“剩余价值”。如果说这是“剥削”，那么可以认为“剥削有功”。
    桑巴特在马克思和韦伯之后，他不认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可以从“物质的”方面单独地得到解释。我们从陶普的书里读到桑巴特的看法：资本主义的实质不能从其经济的或生理的任何一个方面求得理解。只能从那个激励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的总体（the totality）去寻求。桑巴特把这种整体精神概括为“布尔乔亚的精于计算和理性的企业精神”。这种总体演变的看法受到余英时先生的重视。后者早在 1958年就著文介绍芝加哥大学经济史学教授奈夫（John Nef）的著作《工业文明的文化基础》。余英时试图描述的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全部精神基础。他的文章的题目被有意识地定为“工业文明的精神基础”。根据余英时的介绍，奈夫的博大著作论证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是十四至十七世纪欧洲人文追求中宗教所倡导的道德和帝王所赞助的艺术结合的产物。其间对艺术美的追求发展了科学（例如绘画与光学，几何学和化学；雕塑与解剖学；建筑与力学和几何学），同时道德生活的体验培养了互相尊重的“自由契约”精神（民主的前提）。“赛先生”和“德先生” 由是而生。余英时专写一附文论述西方此一时期道德精神与中国传统道德精神的相通之处，并认为启蒙时代欧洲人对中国产生的“同情的理解”盖源于此。
    整体演变的看法固然是一种学者态度，但是要“学以致用”就不那么方便了。大凡“整体”一定难以脱离历史去看。那么一个“整体的资本主义”观念如何应用于中国社会的历史呢？我们研究一个观念是否可以从它由以产生的特定历史环境中抽象出来，目的在于把这一观念应用到其他的历史过程中去。对于“资本主义”这一极其重要的历史观念的抽象，是由哈耶克最后完成的。

二、“最后的看法”

在芝加哥大学，哈耶克并不真正属于芝加哥学派，因为他任教于“社会思想委员会”而非经济系。但是如同奈特与芝加哥学派的关系一样，哈耶克显然是芝加哥传统的原流之一。通过米塞斯（哈耶克的老师）和扬格（奈特的论文导师），欧洲学术传统特别是奥地利学派那种贯彻始终的自由主义得以融入芝加哥学派。从芝加哥传统中，科斯（Ronald Coase），张五常，和德姆塞兹（H．Demsetz）吸收了足珍的养份来参与建立“新制度学”的工作。这样，从马克思到康芒斯到诺斯，制度研究最终由“批判的”演变到了“建设的”，并且在主要结论上与哈耶克的看法交相印证。事实上，诺斯的主要著作《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效绩》开篇就说：他的制度研究旨在搞清楚“人类合作的游戏”。
哈耶克晚年最后一本书《致命的自负》第一句话是：“本书论证那个我们文明由以发生并赖以生存的东西,精确地说只能够被描述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该秩序通常被有些误导地称为资本主义。”我在这里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讨论了哈耶克“扩展秩序”的意义。那是因为“经济发展”这个概念所指称的历史过程本来就与“资本主义发展”相重合。《致命的自负》讲的是道德问题，道德传统的意义，人类理性的局限性和理性狂妄自负的危险。在书的扉页哈耶克引了对他思想发展最具影响的三个思想家的话来支持他的宗旨。佛格森（Adam Ferguson）：“自由不是像其字面似乎意味着的，是从一切束缚中解脱。正相反，自由意味着每一种正当的束缚对自由社会全体成员的最有效运用，不论他们是司法官还是老百姓。”休谟（David Hume）：“道德的例律不是从我们推理的结论所得。”门格尔（Car Menger）：“那些服务于公众福利的制度，怎么可能在它们如此重要和显著的发展中，却反而没有一个公共意志来引导它们的建立呢？”从这里，我们又发现了上一节的主题：资本主义与传统。哈耶克达到这一认识的路程可说是艰苦，孤独，和漫长的。从使他名声大振的反社会主义观点——《通向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到他如日中天之作——《自由宪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再到他晚年定论——《致命的自负》，和马克思一样，哈耶克的目光曾勘察了人类知识的每一个领域。从这一历程中，他得以抽象出“扩展秩序”做为“资本主义”的实质。在马克思看见“雇佣劳动”的地方，哈耶克看到的是“扩展秩序”。
    1920年代，当社会主义思潮终于具备了燎原之势时，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被认为是孤独的呐喊。即便当时，与同时代人相比，已经显露出哈耶克深远的关杯。米塞斯批评兰格与勒那（A.Lerner）的“有效率的计算机社会主义”时强调两个因素：（1）全面计算之不可能性，（2）“利润”与“价格”在公有产权下不可能提供有效率行为的激励。这代表着当时杰出学者的看法。而哈耶克在该书中所表达的看法则更深刻。他强调，企业家或人类思想的创新过程是不可能被计划出来的。一个控制着全部产权从而控制着思想者的生存条件的中央计划是不可能不试图去控制人们思想的方式的。然而对思想的控制最终必定导致一个社会所有成员的创造力的枯竭（因为正如黑格尔所说，“人”的实质在于“思想的自由”）。因此一个中央计划的经济就长期而言必定是无效率的（因为正如卡尔多所说，“效率”无非就是千万人日常的改进工作的创造性努力的结果）。继承了奥地利学派“主观价值论”的哈耶克就这样说明了使“一般均衡”之所以有效率的那个真正的“微观基础”——每一个社会成员在所有方向上创新的自由。后来他在（致命的自负）里批评“宏观经济学”时又表述了这一思想；彻底的自由主义必须以主观价值论为基础，于是一般均衡或“看不见的手”才是有意义的（我非常同意哈耶克紧接着说的：奥地利学派“边际价值”革命的这一意义到今天还被多数经济学家所忽视；看一看今天经济学里边以数学代替经济学的倾向吧）。
1960年，哈耶克发表了《自由宪章》。用他后来的说法，那本书表达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乌托邦”。他当时给自己的任务是刻画出一个愿意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自由的政府应当遵守的宪法原则。然而，和布坎南一样，哈耶克在七十年代意识到，以孟德斯鸠的思想为蓝本的欧美政府模式不可能实现自由主义乌托邦。和布坎南一样，哈耶克达到了这一结论：那些制订了美利坚和法兰西自由宪法的国父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失败了。这个结论的逻辑的后果就是对修正宪法的思考。布坎南思考的结果是他1975年的著作《自由的限度》。哈耶克思考的结果是他1973、1976、和1979年分别发表的三卷本（法，立法，与自由）。这时的哈耶克注意到了社会主义的几乎永不枯竭的源泉在于人类理性的自负。由于这种“自负”，在所有市场经济的国家里都存在着政治家们“试图设计人类前途”的危险。哈耶克提出：“我们时代的最重大的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分歧归根结底是基于两个思想学派在哲学上的基本分歧。”他称他自己和卡尔·波普属于“演进的理性主义（evolutinoary rationalism）”，而另一派属于“建构的理性主义（constructivist rationalism）”。后者在哲学上是错误的。
哈耶克对“理性”本身的考查把他带进了自然科学，他曾于五十年代初写了《感知的秩序》（the Sensory Order）。后来又研究“控制论”，“系统论”，“协同学”等。他涉猎宗教史，科学史、艺术史，原始迷信和人类学，语言学，性，人口学，心理学和生物认识论等等。他是对一切知识有着深切关怀的古典意义上的“道德哲学家”。他最终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不是“价值判断”上的分歧，而是哲学认识论上的分歧。争论的一方在哲学上陷入了谬误。任何能够直面真理的人（不论他是不是“社会主义者”）都应当能够纠正这一谬误。（多么西方式的纯学者态度！做为中国人我总是使我的理解带上感情色彩。）
1988年，哈耶克发表了《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我已经说过，这里的“谬误”是哲学上的）。这本不到二百页的小书，林统生认为是“最艰深难读的”。像一幅抽象画，一本抽象的书是要读许多遍的。我不认为我已经读懂了这本书，但是做为初步的理解，我想用四个命题来概括哈耶克在这本书中的思想。
“命题O”就是我在本节第二段里译的那句话，即“资本主义的实质是扩展秩序”。这里，扩展秩序概念有两个重要的内容（自发性和全球性）：（1）它必须是“自发的”，非人为设计的。为了强调这一点，哈耶克曾长期使用“Spontaneous Order”这个词，即“自发的秩序”。如前述，任何人为的整体设计都会最终破坏这一秩序的“创造性”（波普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中认为理性只应当“局部地”设计社会系统）。哈耶克说，罗马帝国的贸易扩展是人为的扩展，其衰落是必然的。（2）它必须是“不断扩展的”，从家庭内部的分工，扩展到部落之间的分工，再扩展到国际分工，……直到全人类都被纳入这个合作的秩序内。诺斯研究的那些原始部落，虽然有自发的交易，却无法不断地扩展到部族以外。要想不断地扩展合作秩序，“超个人的规则”（如法律）必须受到尊重。道德与文明程度必须相应地提高。自然状态下的人是不可能适合于扩展秩序的。
命题一：“心灵是文化演进的产物，不是文化演进的向导。心灵更多地基于模仿，而不是基于明智或理性。”哈耶克论证说，人由动物状态进入文明，是靠了从传统中学习。人并不是生而具有聪明，理性，和良知。人必须通过教育才变得聪明，理性，有良知。所以不是我们的智慧造就了道德，相反，正是在道德规范下的人际活动使理智得以成长。从动物本能到人类理性的进化桥梁是传统。
命题二：“没有财产权利就没有正义。”这里有两层意义。第一层意义是逻辑上的，没有“权利”就谈不上对权利的侵犯，从而就谈不上“正义”。这是洛克的原义。第二层意义指涉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包含“正义”理念的看法是荒谬的。“……如果自由的人们想要共存，相互帮助，不妨碍彼此的发展，那么唯一的方式是承认人与人之间看不见的边界，在边界以内每个个人得到有保障的一块自由空间。”这就是财产权利的起源，哈耶克称为“权利的分立（several property）”，并声称“分离的权利是一切先进文明的道德核心”，“是个体自由不可分离的部分”。（国内的经济学家如周其仁在八十年代初认识到“市场运作的前提是利益的分立”）。在地中海欧洲的历史上，是先有了财产权利的分离，才有了个人自由和尊重他人自由的道德观念。文明演进，又有了对法律及正义的共识。
命题三：“在扩展秩序下，行为的终极目标大多是为理性所认识不到的。”这是哈耶克在《法，立法，与自由》卷一的看法。他批评“科学主义者”对人的判断，建构，和示范的能力作了错误的假设。在观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科学理性”在观测者周围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可能观测到并理解所发生的事件，但他不可能（通过与其他人的彻底交流和沟通）观测并理解在广大范围内发生的全部事件。“传统”是借了众多的人的心灵保存和传承的，所以是大范围事件。做为传统的主要部分的“道德”，它的效应于是不可能被任何个人的理性全面把握。哈耶文写道：“大部分知识——我承认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这点——不是从直接的观察与经验得到的，而是通过一个连续的学术传统获得的。”命题三的另一层意义是，如哈耶克所说：人们“习得传统是为了应付未知。”注意，诺斯1990年那本书的主要部分就是论证非正规约束做为制度在“不确定性”世界里演化的重要方式。诺斯的非正规约束其实就是“传统”。对于“未知”,理性是毫无办法的。理性所能告诉我们的就是信赖那个经历了无数未知而使人类幸免于难的“传统”。然而这里的“理性”已经不是西方人的“理性”了，按照梁溟《中国文化要义》(章七)的说法，西方人的理性应当叫做“理智”，那是追求客观的（可观测的），冷静和非人情的“理”。而中国人的理性则真是一种性情，一种“求正确之心”的“情理”。总而言之，理性对于传统应当抱着非常尊重的态度而不是狂妄的“改造之和设计之“的态度。
最后我回到第一个命题，资本主义应当被称为“扩展秩序”。从扩展秩序的概念看，把它叫做“资本主义”确实是有些误导了。那是因为按照前述“传统的看法”，人们对“资本主义”的理解总是围绕着“资本”的种种性质（社会史的，金融的，雇佣劳动的）。在哈耶克看来，“资本”只是人类合作的秩序由以扩展的手段之一，它甚至不是必须的。例如，资本雇佣劳动的情形在知识社会和人力资本的时代不会成为人类合作的主要方式。哈耶克的后三个命题合起来说就是，扩展秩序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以私有产权为运作基础的，而私有产权的道德基础则是由传统提供的，理性试图对传统进行整体设计和改造，那只表明“科学主义”在哲学上的谬误和理性的“致命的自负”。应当指出，哈耶克的“扩展秩序”概念是对“资本主义’仅为历史过程的一个抽象。它可以应用于其他的历史过程。事实上，哈耶克认为“扩展秩序”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实现。

三、简短的结语

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虽说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检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尝试，但也可以纳入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求富强求变革的主流。其中有“救亡呐喊”，有“传统卫道”，也有“鸳鸯蝴蝶”和“新月”。到底是“为艺术的艺术”，还是“大众的文学”。“西学”，“中学”，“为用”，“为体”。“道德承当”，为“毛”，为“皮”。感受着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中国“传统”文明的冲击，那种种的议论，“蹈海”，“沉湖”。“春秋以正名分”。以往叫做“资本主义”的东西，应当正名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它的基本要素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一直就存在着：财产权利，市场和交易，道德意识。所需要的是“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这个创造性，和制度与技术的创新一样，蕴涵于无数文化实践者的创新努力，取决于大众拥有的创新自由。
　　
本文曾部分发表于香港《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4年12月。

新型资本主义制度是什么意思篇2

《求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 社会主义必然胜利
——综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

《求是》课题组

    内容提要：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大尺度的历史时代。既要坚信“两个必然”，又不能忽视其实现所依赖的物质条件。但是，这不等于说社会主义只是未来的事情。不管资本主义世界编造多少神话，都否定不了社会主义的现实必然性。中国人民对于资本主义没有天生的偏见，近代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抉择。忘记“两个必然”的历史趋势不是社会主义者，不从做好中国的事情入手是空头的社会主义者。

    在这世纪之交、千年之交的重要历史时刻，我们与广大读者一起，穿行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隧道，在跌宕起伏、扑朔迷离和迂回曲折中探求历史的脉搏。到今天为止，这一旅程已告一段落。为了更加全面、准确地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让我们再做一些概括性的思考。

    叩其两端，在大时代中把握“两个必然”的趋势

    １５０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基础上，宣告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两个必然”。一个世纪以来，世界历史的发展虽有曲折，但基本上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特别是二战以后，简直出现了万马回旋、众山欲东之势。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美国总统肯尼迪惊呼：“时间不是我们的朋友”。然而，到了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世界历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曲折：凯歌行进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潮，危机重重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新的变化。面对这一倒转，不但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一改昔日的悲观、以为历史已经终结，而且在我们的一些干部和群众中也产生了这样那样的迷惘和彷徨。这就是我们所以要研究和回答“两个历史进程”的现实背景。

    社会主义不是世界历史中横生的枝节，非要无端地来同资本主义争夺世界。其实，它是资本主义自己呼唤出来的代替者或继承者。换句话说，也就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无法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得到根本解决的产物。两个历史进程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两个必然”还是否成立的问题，即社会主义还有没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要性问题。怎样回答这个问题，仍然取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状况。假如现时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脱胎换骨，完全适应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那么，我们就应当承认“两个必然”是可以避免的偶然；假如现时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完全不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那么，今天的地球则已是社会主义的世界，用不着我们在这里议论世界历史的发展变化。眼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的实际情形恰恰是，生产关系既没有完全适应也没有完全不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是处于相互对抗但尚未崩溃的地步。相互对抗的一面，表现为新变化外表下隐藏着的深刻危机；尚未崩溃的一面，表现为通过自我调节尚能造出具体演进过程中的一些繁荣景象。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件早年裁就的衣衫虽已相当破旧、紧绷，但是经过修补——例如放一放边缝、接一接边幅——还可以容纳生产力的肌体生长一段时间。然而，社会生产力的肌体还在生长，修补总要难以为继，更换新衣是迟早都要发生的事。

    马克思、恩格斯不愧是历史辩证法的大师。他们一方面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另一方面又谆谆告诫全世界的无产者：“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版第２卷第３３页）“两个决不会”与“两个必然”，恰好构成了辩证的统一体。这是现实与未来的统一、量变与质变的统一、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它教导我们，要做一个清醒、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就必须叩其两端：在面对“两个决不会”时，千万不要忘记“两个必然”；在坚信“两个必然”时，千万不要忽略“两个决不会”。如果我们面对“两个决不会”时动摇了“两个必然”的信念，就会丧失根本、迷失方向，像杨花柳絮一样随风飘摇不知所终；如果我们在坚信“两个必然”时忽略了“两个决不会”，就会脱离客观实际、急躁冒进，像揠苗助长一样招致实践上的失败。

    从这种统一出发，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两个必然”实现的内在逻辑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作为两种制度、两种运动进行现实较量所产生的历史现象，不是一种简单的直接对应关系。现实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每一次自我调节，都使它所容纳的社会生产力得到进一步的发挥，而社会生产力的发挥则可能给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带来某种炫耀的资本；现实中社会主义实践的每一次失误，同样会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社会生产力的暂时受阻无疑会使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蒙受尘垢。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上述两种现象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从历史的明处看去，“两个必然”的实现进程不是直线，而是螺旋式上升的曲线。但是，“两个必然”实现的内在逻辑却是另一种形式。什么是“两个必然”实现的内在逻辑呢？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的发挥和社会主义的物质存在条件成熟之间的联系及其发展。从“世界历史性”的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同步的渐进过程。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挥一分，社会主义的物质存在条件就成熟一分；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越是发挥，社会主义的物质存在条件就越是趋于成熟；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殆尽之日，就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存在条件完全成熟之时，当然也就是“两个必然”全面实现之秋。

    这就告诉我们，同世界历史上其他社会形态的演进一样，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也是一个大尺度的历史时代。至少从１８２５年欧洲爆发大规模的经济危机那时起，一直到“两个必然”彻底实现之日止，都属于这个历史过程。在这个大时代里，无论历史演进的箭头发生怎样的偏斜，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正像黄河怎么九曲十八弯也要东归大海一样。站在这样的历史制高点上看去，当前世界历史上发生的这点儿变化，就实在是小事一段，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出现的曲折，是社会主义螺旋式前进的一个插曲；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新变化，无非是把“两个必然”实现的进程推进了一步。从这个意义上说，时间永远不会成为资本主义的朋友。

    戳穿神话，在现实中认识“两个必然”的依据

    一个是科学技术的神话。神话说：富人和穷人、富国和穷国的差别不是源自剥削，而是源自科学技术。只要科学技术发展了，穷人可以赶上富人、穷国可以赶上富国。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当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杠杆。问题在于这个生产力不能悬浮于半空，总要措置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之中。神话所要遮掩的，恰恰是这个要害。首先是怎样才能掌握科学技术。掌握科学技术要有足够的人力和财力。第三世界国家积累足够的人力和财力，只有在摆脱被盘剥、被掠夺的条件下才能做到。旧中国的科学技术比世界水平落后甚远，根本原因不在于那时的中国不重视科学技术，而在于当时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可能积累起足够的人力和财力；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得到飞跃发展，根本原因也不在于我们重视科学技术，而在于我们摆脱了西方列强的盘剥和掠夺，得以积累起必要的人力和物力基础。其次是科学技术带来的财富怎么分配。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如果你不在生产关系中居于支配地位，即使掌握了科学技术，也不能摆脱被剥削的地位而成为富者。仅以著名的美国微软公司为例：１９８１年开发磁盘操作系统，利润５０００多万美元；１９９５年“ｗｉｎｄｏｗｓ９５”投产，当年利润６０亿美元，１９９７年利润１１０亿美元；２０００年“ｗｉｎｄｏｗｓ ２０００”上市，利润２３０亿美元。利润的飙升，自然体现了高科技的巨大力量，但是这个巨大力量是谁发挥的呢？请看公司雇员人数的变化：１９８１年１２８人，１９９５年１．７万人，１９９９年３．１万人。利润与雇员人数同步增长说明，超额利润仍然来自剥削。例如“ｗｉｎｄｏｗｓ ２０００”，就是５０００名编程人员历时三年设计出来的，上市之前又经过上千人耗时一年的修改。他们有时一周要工作１００小时以上。但是，雇员中只有少数担任经理者工资较高，并持有公司股票，绝大多数雇员的收入总和只是他们所创利润的一个零头。不能说那些编程人员没有掌握科学技术，但是他们怎么就不能成为比尔·盖茨那样的富翁呢？再次是科学技术怎么发展和利用。作为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具有社会化的性质，然而垄断资本家却竭力据为己有。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是一个有１６国参加的巨大工程。各国科学家按照《人类基因组宣言》的精神，强调人类基因组研究的成果为全世界共享，但是美国塞莱拉公司却以发明基因测序仪为借口，与国际基因组计划争夺，力图使这一造福整个人类的成果变成自己的私产。资本主义的这种贪婪的私人占有性，不但阻碍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在本刊今年第４期已有所论述），而且使它的利用受到极大限制并且往往走到反人性、反自然本性的邪路上去。由于技术进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汽车年生产能力已达到两亿辆，但在世界市场上只有９０００万辆的销售量。贫铀弹之类的杀人武器，毫无疑问是高科技的产物。结论非常明确：一、穷人和穷国要发展，自然要掌握并发展科学技术，而要真正掌握并发展科学技术，首先要选择先进的社会制度；二、要使科学技术成为天下之公器，服从于造福全人类的目的，就必须把它从资本主义的束缚和扭曲中解放出来。

    另一个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神话。对于这个神话，此前我们已有比较充分的揭露。为了进一步加深认识，不妨再作一番比较。

    一个是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比较。痴迷资本主义的人说：资本主义是人类最美好的社会制度，是改变贫困落后的唯一出路。只要实行了资本主义制度，就可以坐收漫天的钱雨。如果你表示怀疑，他就会劝你到欧美转一转。为什么偏去欧美呢？因为欧美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是这样，论者有意无意地掩盖了一个常识范围的事实：欧美不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全部，也不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多数。资本主义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并不发达，相当一部分甚至很不发达。世界上４８个最不发达国家，绝大多数都是资本主义和效法资本主义的国家。１００年前，世界强国就是美英法德意日；１００年后，世界强国仍是美英法德意日。１００年间，一百几十个国家先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毕竟无一出类拔萃，挤进世界强国的塔尖。原因何在呢？

    就在于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资本就像暴君一样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贪婪、专制的本性。不知餍足地增殖自身，是它生存的唯一目的；凌驾于一切之上，是它行为的唯一方式。这种本性决定了它与团结互助、扶危济困之类的美德无缘，决定了资本主义世界大鱼吃小鱼的秩序。你要进入强势资本统治的世界么？那就必须安于国际垂直分工的底部，就必须为强势资本的进一步增殖打工出力，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不错，东亚、东南亚某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曾被世人艳羡不已。但是现在人们已经明白，它们绝不是依靠资本主义致富的典范，而是特定国际环境中美英帝国主义特定政策的产物。这个特定的国际环境就是冷战，这个特定的政策就是要在社会主义的门口树立资本主义发展的样板，以建立遏制社会主义的桥头堡。既然要派它们用场，就不能不给些甜头。即使如此，也没有改变其打工的地位，充其量不过是“薪水”高一些而已。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冷战结束、苏东解体，社会主义力量严重削弱，而且亚洲经济呈崛起之势，对美英帝国主义的利益构成了某种妨碍。于是，大鱼吃小鱼的悲剧又一次重演。杀手锏就是那个著名的“新自由主义”。美英利用其出口依赖性，诱迫它们放弃国家干预、管制，推行贸易、金融自由化，导致工业投资下降，金融投机热钱猛增，泡沫经济恶性膨胀。混乱之间，这个地区数十年的经济积累被美英投机资本洗劫一空。面对垄断资本的这种贪婪、残忍和疯狂，法国总理若斯潘在１９９８年撰文指出：“既然狂风暴雨的时代已经来临，人们也就不再可能否认无控制的资本主义可能带来的危害了，即使是那些最能吹捧经济自由主义、不受边界限制的全球化以及市场法则的人也无法做到这一点。”“资本主义最坏的敌人可能就是资本主义本身。”

    另一个是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转轨”前后的比较。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些国家在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不管发生多少失误，起码办成了这样几件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不可能办到的事：取得并捍卫了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实现并保持了国内民族统一、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在短短几十年间，取得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几百年才能取得的经济、教育、科技的成就；实现并维护、发展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根本利益。“转轨”以后 则完全是另外一幅图景：经济、政治、文化受制于人，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干涉和解体剧变引发的地区冲突、民族冲突，使这片昔日的“绿洲”变成局部战争的火药桶；党派斗争、黑社会势力恶性膨胀、贪污、腐败、卖淫、吸毒、抢劫、凶杀，使这个地区陷于严重的社会动荡；社会生产持续滑坡、两极分化迅速拉大、失业率高达两位数字、通货膨胀恶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使这个地区呈现出一派萧条、破败的景象。自１９２９年世界性经济危机以来，虽然世界上经济危机不断，但是从未创下如此严重的纪录。德国学者博克贝斯格和克里门塔在《全球化的十大谎言》一书中指出：“１９８６年，在前东欧集团国家中有４００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今天已经是１．２亿人了”。面对如此不忍目睹的惨状，回头去看人们对于资本主义的企盼和憧憬，构成了一种多么令人心酸的黑色幽默！

    根子还是国际资本主义。国际资本主义为什么要那样不遗余力地反对社会主义呢？难道它们成了行侠仗义的罗宾汉，要救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于“水火”？一切欺骗都被事实击得粉碎。不摧毁社会主义的防线，纳入资本主义的体系，这些国家就不可能成为其新的扩张资本的工具。曾被西方誉为“苏维埃头号敌人”的作家季诺维耶夫，于１９９８年的最后一天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著文指出：“随着共产主义失败而出现的欢乐情绪已经消失。人们开始懂得，强加给他们的道路对俄罗斯及其绝大多数居民来说是一条毁灭的道路。”

    无论是来自哪一方面的事实，都毋庸置疑地证明：第三世界国家要在现实世界中得到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摒弃资本主义，选择社会主义——符合本国国情、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立足中国，在实践中推进“两个必然”的进程

    《共产党宣言》发表的前８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列强横行、兵燹四起，神州破碎、生灵涂炭，中华民族蒙受巨大屈辱，整个国家濒临灭亡边缘。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开始了寻求真理的伟大进程。公平地说，中国人民对于资本主义没有天生的偏见。尽管当时中国正在蒙受国际资本主义的蹂躏，但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仍然是那时中国先进人物的第一选择。只是在历经无数次失败以后，才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直到这个时候，中国人民才明白：中国已经失去了走上独立的资本主义道路的历史机遇，因为当时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一个世界体系。经济、政治、文化落后国家进入这个体系，只能处于边缘地带，充当 “中心”扩张资本的奴仆或工具。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毛泽东选集》第２版第２卷第６２８页）于是，走俄国人的路，成为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的共识和抉择。所谓走俄国人的路，就是到资本主义的体系和制度之外去寻求民族解放的道路，就是把争取民族独立、国家主权的斗争与解放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斗争结合起来，就是把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融入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埋葬资本主义、争取共产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去，就是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取得中国革命成功的道路。一句话，就是在推动“两个必然”实现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创造性地解决中国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问题。

    历史证明这种抉择是正确的：正是沿着这条道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中国从古未有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也是“两个必然”的科学结论在一个东方大国的伟大胜利。历史同样证明：中国革命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世界范围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在数十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没有忘记《共产党宣言》的基本精神，始终没有忘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始终没有忘记社会主义中国在全世界实现“两个必然”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庄严使命；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也深深懂得：推进“两个必然”不是空洞的口号，不是去包打天下，而是要立足中国，扎扎实实地把中国的事情办好，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真正活跃和兴旺起来，用中国社会主义的成功和发展为“两个必然”的全面实现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因此，以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坚决顶住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的巨大压力，有力回击西方敌对势力进行颠覆渗透的政治图谋，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一方面从中国实际出发，集中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创造，正确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努力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确立，标志着这条道路的形成和进一步拓展。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我们巩固并进一步完善了社会主义制度，取得并极大发展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中国社会主义的成功，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时候，它像一棵独立支持的大树，抗住八面来风，为社会主义保存了强大的有生力量；在社会主义遭到诋毁的时候，它像一把利剑，戳穿那些谰言，为社会主义赢得了尊严和荣誉；在许多人对社会主义的前途丧失信心的时候，它像一盏明灯，划破重重阴霾，为社会主义升起了光明和希望。更重要的是，它从正面启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怎样进行改革，应当怎样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应当怎样从本国实际出发，推进“两个必然”实现的历史进程。可以肯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所有伟大意义都将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生意盎然地展开。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发展中国，这是近代以来特别是建党以来历史作出的科学结论；只有救中国、发展中国，才能坚持和壮大国际社会主义，这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给予的珍贵启示。忘记“两个必然”的历史趋势，就不是社会主义者；不从做好中国的事情入手，就是空头的社会主义者。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而努力奋斗，就是我们每一位中国共产党人应当自觉承担的庄严历史使命。当前，最重要的就是积极、全面、正确地贯彻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把《纲要》确定的各项任务一项一项、一步一步地落到实处。在这一新的历史征程中，我们每挥洒一滴汗水、每付出一份心血，都是在扎扎实实地推动“两个必然”实现的历史进程。当然，在共产主义理想实现之日，我们这一代共产主义者早已化为尘埃或泥土，但是我们的汗水和心血将凝聚到未来，化为人类崭新世界的一座无字的丰碑。面对这座丰碑，未来的人们将洒下感动的热泪。

    让我们以《共产党宣言》中惊天动地的科学论断作为这次旅程的结束吧——

    “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新型资本主义制度是什么意思篇3

四

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在今夭并存于这个世界上，人们很自然地要将二者进

行比较。在学生中进行社会主义信念教育，不能回避这两种社会制度的比较，相反，必

须进行比较。通过比较可以更深刻地认识二者的本质、历史作用和发展趋势，具体地衡

量二者的长短优劣，这可以使社会主义信念教育更具说服力。事实上，所谓社会主义的

优越性，本来就是与资本主义的比较而言的。不过，必须要强调的是，把社会主义制度

同资本主义制度作比较，得有一个科学的标准，没有一个科学的标准是无法进行比较的，

即使进行了比较，其结论也不可能是正确，没有一个科学的标准是无法进行比较的，即

使进行了比较，其结论也不可能是正确的。比如，中国同美国比较问题，怎么比?如果

只把这两个国家的现实生产力水平和现实经济文化水平作为主要的比较内容，并以此来

作为衡量这两个国家所代表的社会制度的优劣，那只能得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结

论。但是这个结论是不正确的，因为比较的标准不科学。美国搞资本主义已经有两百多

年的历史，而我国从一个极度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跨越到社会主义阶段并进行建

设才四十多年，物质经济条件、历史条件等与美国是无法相比的。那么，评判一种社会

制度是否优越和进步的标准是什么呢?那就是生产力标准，即看这个制度能否促进社会

生产力以更快的速度发展。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比封建主义制度优越并最终战胜它，就

是因为资本主义能推动社会生产力以封建主义制度下无法企及的速度向前发展。同样，社

会主义制度之所以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并将最终战胜它，也必然是因为社会主义比资本

主义更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更能为人民谋利益。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社会主

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信服这个道理，我注意用一些数据来说明问题。据国家有关统

计材料，从1951年至1980年，我国工业产值每年平均增长12.5%，同时期，美国为4%，

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中最高的，为n.5%;我国农业产值每年平均增长4%，同时期，法

国发展最快，为2.5%，美国只有1.6%。而在整个八十年代，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平

均增长9%以上，美国为2一3%，日本为4%左右，发展最快的亚洲“四小龙”也只为8%。

进入九十年代，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12%(1991年一1995年)，依然保持全世界

最快的发展速度。这几年，美国年均递增3%，西欧2.5%;日本不足l%。从综合国力

看(包括人口能力、土地资源能力、经济能力、文化教育能力、科学技术能力、国防能

力、外交能力及社会政治状况等)，我国在六十年代排在世界第十位，在八十年代排在第

八位，在九十年代排在第六位，估计在本世纪末上升到第四位。当然，单从发展速度看

并不全面，一般来讲，社会主义国家原来的基础差、基数也就小，经济增长的速度快只

反映了一方面的事实。因此，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看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

的差距是否缩小了。前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几十年中，

从原是欧洲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一跃发展成为伍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强国，社会主

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就我国夹看，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是在不断

缩小。1952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中国的2了涪，到八十年代末仅为6倍。按购买

力对等方程式计算，即按货币的实际购买力计算，1990年美国兰德公司提出的研究报告

认为，美国当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仅为中国的4倍。就工农业主要产品的单项看，粮食:1950

110

，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和发挥过程可能要更长一些。从而，我们对社会主义优越

性的认识也只能是逐步的，有条件的，有过程的。所以，在讲授中，我是从与学生一起

来讨论和研究问题的角度来分析和认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我认为，在这方面不存在绝

对权威，用科学的理论和事实来说话，用平等的方式来与学生一起研讨可能更令学生信

服。我首先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科学根据和本质表现着手分析。社会主义优越性是相对

于资本主义而言的。最早提出社会主义优越性理论的是马克思。他在全面考察和探入研

究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代替的结论。资本主义是一种以

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剩余价值。为此目的，

资本家极力发展商品生产，激烈竞争，使资本积累日益增长，资本集中日益加速，生产

的规模越来越大，生产的社会化也不断发展。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

的矛盾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也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并日益尖锐化。社会生产力发展

到这样的程度，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框子越来越容纳不下。这些尖锐的矛盾和间题，使资

本主义国家感到危机四伏。为了尽可能地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迄今为止，资本主义

生产资料私有制发生了几次大的调整和变动，如:从单个资本发展到股份资本;从股份

资本发展到私人垄断资本;从私人垄断资本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这几次大的调整和变动，都是在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强烈反抗下，资

本家阶级被迫在资本关系内部一切可能的限度内所作的调整，即尽可能地扩大资本的社

会化，以适应生产社会化的要求。当然，这只是形式上对资本主义私人占有方式的扬弃，

而本质仍然是资本主义的。这些调整和变化固然能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一定的程度上

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要求，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某种新的可能性，但决不可能消除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所作的自我扬弃，也不可能改变它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

这只能说明资本主义私有制早已不适应生产力性质的要求，它必将被社会主义公有制所

代替。所以，马克思讲，这种扬弃，为社会主义的实现提供了“形式上的手段”和“线

索”，准备了日益充分的物质条件。显然，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理论，不是从无

产阶级的情感或某种道德标准出发的，而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科学

认识的基础上的，也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上的。从根本上说，社

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是因为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

更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并为社会生产力的更大发展创造更为优越的

条件和更广泛的可能性。所以，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认识应当放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

总进程来考察，而且要努力从社会主义的本质上来把握它的优越性。基本结论是:社会

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就在于适应于社会化大生产发展要求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比不适应

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私有制优越;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而生产比为追

求剩余价值进行剥削而生产优越;按劳分配比按资本分配优越;一切权力归人民，人民

当家作主比一切权力归少数垄断资产阶级优越;集体主义精神比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意

识形态优越……当然，这里必须强调，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和体现是以社会生产

力的高度发展为前提的。我国目前还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优越性的

体现和发挥，还受到比较落后的生产力的制约，因此，在现阶段，要求充分体现社会主

义优越性，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囿于计划经济时期的观念，现在有不少同志(自然包括相当部分的学生)认为社会主义优越性在今天越来越少，有的甚至根本不知道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进行社会主义信念教育不能不涉及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认识。.谁都得承认，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要有一个过程，要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而日益充分地显示出来。尤其是在我们这样的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108年我国有1.3亿吨，美国为LS亿吨，.1986年我国超过美国4%，1987年就上升为世界第一位;棉花:’1986年也上升为世界第一位;钢铁:1950年美国的钢产量是我国的143倍，1995年我国的钢产量已达到9400万吨，跃民世界前茅。其他产品如煤、原油、化肥、发电量等等也都在世界前列。可见，搞社会主义迅速缩小了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讲授中，在对两种社会制度进行比较时，我注意不仅要与资本主义国家比发展速度，还要比现实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当然，进行这种比较就必须选择历史和现实条件相当而有可比性的国家作比较。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同美国等发达国家是不可比的，与亚洲“四小龙”这样的小国家和小地区也是不可比的。但是，中国和印度是具有较大可比性的国家。我们在1949年建国，印度在1950年独立，当时两个国家的经济文化水平都差不多;我国人口从建国时的5亿多，增加到现在的12亿，印度人口从独立时的于亿多增加到现在的9亿左右;我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印度走资本主义道路。但从现在的情况看，印度远不如中国。1950年，印度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60美元，中国才50美元，到1985年，印度增长为270美元，中国则增长为310美元，1994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400多美元，印度才300美元左右。从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递增率来看，印度与中国的差距也是十分明显的:整个八十年代，我国为9%以上，印度为5.2%，1994年，我国为n.8%，印度才为5%左右。其他单项方面的对比，印度也是落后于中国的。这两个情况相近的国家对比，有力地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现在有一些人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只要一说资本主义国家，头脑里就只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只有美国、日本、欧共体等国家。事实上，世界上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有100多个，真正发达的国家只有10几个。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既不富裕，更不发达，有许多还很穷。对这些事实，在讲授中我也希望学生予以注意。

结束语

通过对学生入党积极分子进行坚定社会主义信念这一党课的教学，我的最大的体会是，进行这类思想政治教育，教师一定要认真备课，讲授时切忌只讲理论不接触实际，相反，主要的还是用现实生活中学生亲身听到、看到、感受到的具体事例来分析和说明问题。对学生思想认识中的模糊认识、错误认识，尤其是涉及到一些政治原则性的错误认识，也要注意结合讲授内容有针对性地在讲授中予以引导。只有这样才能使这类思想政治教育取得良好的效果。进行社会王义信念教育，对两种社会制度进行多方面、多层次地历史的、现实的对比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因为这不仅可以让学生自己从比较中去得出全面的正确的结论，加深对社会主义制度及其优越性的认识和理解，而且对培养学生今后自觉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认识、分析、研究现实问题，也是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的。从实际效果来看，这样的讲授应当说是达到了教学目的的。在组织学生讨论时，有不少学生认为，进行这样的社会主义信念教育，印象特别深，不仅从理论和实践中懂得了中国为什么必须走社会主义的道理，澄清了模糊认识和错误认识，而且很振奋精神，增强了自豪感，坚定了社会主义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