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困境的根源是什么范文(通用6篇)

教育：汉语词语教育：2008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教育：2008年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的图书教育：2007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教育：2007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教育：2007年学林出版社出版的图书，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教育困境的根源是什么6篇 , 供大家参考选择。

教育困境的根源是什么6篇

【篇一】教育困境的根源是什么

教育的使命是什么

崔永元

陶行知——最后的圣人

　　我刚买了一本书，来的飞机上正在看，是《陶行知——最后的圣人》。陶行知是很多教育家的偶像，陶行知自己也有偶像，是清朝的武训，他是一个乞丐，但通过卖艺的方式挣来钱做义学。陶行知知道武训的事迹后，就觉得教育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都可以做，教育不需要那么好的条件。所以陶行知做的育才学校在抗日战争炮火纷飞的年代依然在培养人才。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想让他当教育部长。他是在1946年56岁时去世的。据说他是第三个被谋杀者，已经上了名单。因为知识分子都是铁骨铮铮，可以拍案而起的。第一个被杀的是李公朴，第二个是闻一多，第三个就是陶行知，但是还没有到仇恨他的人开枪，他自己心脏病发作去世了。这本书一些地方让我特别受启发，觉得可以与大家分享。

　　比如陶行知在抗战最艰苦的时候和白崇禧见面，白崇禧提出了一个打仗的全面战术，陶行知就想既然有全面战术那就可以有全面教育。所以他提出一口号：要有全面教育来配合全面抗战。这个全面教育有七个方面：第一，拓展空间，不能只办后方教育，要把教育扩大到敌人后方、全中国、全世界去;第二，扩大对象，不止注重青年教育，而且要顾到老人与小孩的教育;第三，特殊教育，比如伤兵教育、难民教育，也就是说伤兵和难民也是应该受到教育的对象;第四，随时随地教育，哪里有百姓教育就跟到哪里;第五，教育与服务结合，扶老携幼也是教育;第六，专业研究与实用技术结合，注重应急;第七，生活教育。

　　恕我直言，我觉得陶行知提出的七个方面，比最近教育部颁发的“十二五教育规划”要全面得多，更准确，表述更清楚，更有人情味，更好操作。我们所有搞教育的人应该好好研究研究陶行知先生的教育理论，并且他确实是在这样做。

　　有这样一个故事，陶行知有一天和朋友吃饭，发现外面有几个叫花子，等着他们吃完吃他们的剩饭。陶行知就把这几个小叫花子叫进来：“吃，你们吃吧。”他们吃完了后陶行知就问，你们这里有识字的吗?他们说有，有一个叫花子年龄稍微大一点他认识字。陶行知说，你给我念几个字。他就把墙上的标语两行全都念下来了。陶行知就说多好啊，你可以当小先生，可以教其他那些跟你一块要饭的孩子，让他们也受到教育。那个孩子说可以，但是我没有课本。陶行知说标语就是课本，而且是大字的课本，满街都是标语，你把每个标语都教他们认识，那就认识不少字了。我觉得现在都切实可行，因为咱们标语太多了，好多字我都不认识，如果我们把墙上写的字都认识了那就有学问了。然后那个孩子说我没有笔和本。陶行知说，行，你这不就是笔(手指)吗，这不就是一、这不就是二吗，这就是笔，如果你要有一个桌子，蘸上一点水那就是书法。孩子们觉得陶先生说的非常有道理。然后陶先生说，今天我先来给你们当先生，我先教你们一回，听说过排队吗?他们说没听说过。陶先生说排队是按大小个，小的站前面大的站后面，现在你们站成一队。然后这七个小叫花子就排成一队，向右转、齐步走，走了。这是陶行知先生信手拈来的教育。

　　读书，行走，学习

　　《论语》开篇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记得最早我的老师跟我讲的时候，他说就是你学习然后你还不断地复习，多快乐啊。我说简直瞎说，学习就够难受了，还复习，怎么会有快乐呢，肯定不是这个意思。现在我看了各种各样的说法，我比较同意这样一种说法，就是随时随地地学习，有一个机会就学习。我今天进了这个屋，去了那个屋，再到了这个屋，大概20多分钟的时间学到了很多很多。我见到一个诗人，他让我知道什么是坚持，现在写诗可不是挣钱的职业，他还在坚持。我见到一个画家，他有很好的基本功，但是他在创新。我见到楼先生，每次见到他我都能听到他又在做什么样的慈善，让我对这个国家和企业家另眼相看。我知道这个社会有很多有良心的人。然后我见到了我们很多市民代表，他们对我那么热情，像对乡村教师一样的热情，让我感受到人间的温暖，这就是学而时习之，这就是在学习。

　　我们乡村的教师还应该跟孩子们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个过去也有错误的解释。最早我们老师这样解释：一个人要想成才，要想走上台没发言观众就欢迎你，怎么办呢?你得读一万本书，然后再行一万里路。我说，那个时候上台鼓掌你都听不到了，那得费多少功夫，读一万本书，然后再行一万里路，回来起码八十五了。我认为古人是说让你二者选其一，你可以读万卷书，也可以行万里路，你得到的收获是一样的。也许我们乡村教师，我们贫困地区的孩子没有读万卷书的机会，因为那得读到博士后，眼镜片这么厚，才能读一万卷;但是他们可以行万里路。

　　爱是最好的教育方法

　　要教会咱们的孩子们不要自暴自弃，不要自贱，人最怕的不是别人看不起，最怕的是自己看不起自己，没有比这个更难逾越的。教书育人，我们学怎么育人。再看看陶行知先生在重庆日军大轰炸的时候办育才学校，看看他是怎么教育孩子的。他这个学校有一个孩子叫王友，是非常淘气的孩子王。有一次陶行知看见他用土块砸同学，就制止了他，跟他说：“王友，你放学以后到校长室来。”放学以后陶行知从外面办事赶回来，这个王友就在校长室门口等着他。陶行知把他叫进校长室，从兜里掏出一块糖给王友，说：“这是奖励你的，因为你按时来了我迟到了，所以我奖励给你一块糖。”王友接过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陶行知又掏出一块糖，说：“这块糖也是奖励给你的，因为我不让你用土块砸同学你马上就住手了，说明你很尊重我。”王友就接过来。陶行知变戏法一样又掏出一块糖，说：“我已经调查过了，你用土块砸的那个同学是因为他不遵守游戏规则，他欺负女生，你砸他说明你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所以我再奖励你一块糖。”话音还没落，王友就捧着这三块糖哭了，他没想到陶行知用这样的方式对待他。他说，校长我错了，同学再不对我也不能对他采取这种方式。陶行知听完了以后笑了，又掏出一块糖，说：“为你能正确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再奖你一块糖。”然后告诉他现在我的糖没了，咱们的谈话也结束了。这是陶行知四块糖的故事。

　　我们做老师的，做家长的有没想过用这么聪明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孩子和学生?这个可能会影响孩子的一生，影响他的心灵，会让他知道怎么对别人，怎么对事对人。我的语文特别好，好到什么程度?我们高考的时候老师说是35分钟以后才能交卷，我35分钟的时候作文都弄完了，所有的题都答完了。等到老师说可以交卷了，我马上站起来交卷，因为我要争这个第一证明自己语文特别好。实际上分数下来也没考多少分，就是交卷交得快。但是我的数学特别差，高考的时候，所有的同学都交卷走了，我还在那儿埋头研究数学，因为打开卷子一道题都不会。我至于笨到这个程度吗?原因非常简单，我上小学时语文老师没事就夸我。我写的作文其实也是有套路的，学校运动会，我就说枪声一响运动员像离弦的箭一样，然后老师就在底下用红笔划一下，打一个感叹号写着“精彩”。我就觉得我和鲁迅差不了多少，年龄比他小，文笔差不多。又写了两年，老师放学后把我留下来，说明天上作文课，作文题叫“我的一天”，你先写一篇，明天上课我给同学当范文。我回家就什么事都不干，饭也不想吃，觉也不想睡，在那里写这个作文，绞尽脑汁地写。写完了第二天一上课赶紧交给老师，老师就拿着说，今天咱们作文的题目是“美好的一天”，现在我先给大家念一篇范文，这个范文是崔永元写的，然后他就声情并茂念一遍。我就越来越有信心，越来越觉得确实和鲁迅差异不大，起码学起来很高兴。

　　数学是这样的，大概三年级的时候我们班调来一个女生，坐在我的斜对面，上课的时候我就经常看她，这也不怪我，因为她太漂亮，老师在讲什么就没听进去。有一次我正在看她，老师就叫我：“崔永元，你来答一下这道题。”你说我那个时候是多纯情，没有听到，结果老师就拿一个粉笔头直接打在我脸上，全班同学哄笑，我莫名其妙。老师让我站起来，“我刚才问你什么了?”我说不知道。然后老师说：你把这道题答一下。我脑子早就忘了，答不出来了。就从那天开始，不要说上数学课，只要见到数字就含糊，数学就再没有希望了。

　　这就是教育方法，我们每个老师手上有无上的权利，可以给一个学生开一扇窗和一条路让他大踏步前进，也可以直接扼杀他。就用我们老师这个方式，用粉笔砸他一下，侮辱他一下，然后说你永远不行，你一辈子写不了好作文，你就没有写好作文的命，看着你就不像会写作文的人，他就完了。我觉得教书的技巧可能对老师来说很重要，同样一个课，这个老师讲的那么好，那个老师讲的我们不爱听。但是我觉得教育的方式更重要，为什么?教书可能是培养才子，而教育是培养公民的。我们对孩子采用不正确的教育方式，摧残他的心灵，让他成为一个人格不健全的人，他一定会“回馈”社会的。到网上去查查，这样的孩子长大了以后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回馈”社会，他可以拿一个刀子到幼儿园，把素不相识的十几个孩子每人捅一刀，他可以在超市里你购物的时候制造一起爆炸案。追根溯源，我认为都跟教育有关系。因为教育是由三部分组成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而人的健康也是由三部分组成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情况良好，这是联合国的标准。我们去查这些人，一定在这六个方面在哪儿出了问题，这个时候我们仅仅去指责他是不够的，要反思我们的教育出了哪些问题。

【篇二】教育困境的根源是什么

金一南：触目惊心的军中腐败，根源是什么？

对利益的追逐，哪支军队都有，谁都不是生活在无菌的真空中。苏联著名战将朱可夫“二战”胜利后任驻德苏军总司令，把德国的油画、貂皮大衣、水晶器皿搞了好多回来。

克格勃向斯大林举报朱可夫贪污。斯大林派他去外地出差，克格勃趁机到家里搜查，把财物全部拉走上报。朱可夫回来看到事已至此，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沉痛不已。最后署名不敢提自己苏联元帅军衔、陆军总司令的职务，只以“布尔什维克朱可夫”落款，要求保留党籍。

鉴于朱可夫在卫国战争中的卓越贡献，斯大林同意给朱可夫保留党籍。今天，朱可夫骑着高头大马的青铜塑像就立于莫斯科红场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前，这是多么辉煌的历史地位，当年差点儿被貂皮大衣、油画和水晶器皿给毁了。所以，我军有问题，外军也有这样的问题。朱可夫再能打仗，没有规矩也就无从约束。这就是习主席讲的，要立规矩。推荐关住：微信查找“男兵女兵”.如果没有规矩，任意胡来，谁都要出问题。

作为参考借鉴，不妨对比一下美军的规矩。

2001年我到美国国防大学讲学，凡是赴美访问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几乎无人不恨五角大楼（美国防部）中国处处长，那是一个典型的小人。你提什么要求，他都趾高气扬地推诿。但后来我们却看见了他的另一副嘴脸。

那次讲学过程中，美方临时增加一项议程：国防部部长助理史密斯会见。这个议程不在最初的计划中，当时又来不及向国内请示，与我同去的外事处许斌问怎么办，见还是不见？我说不就见个面嘛，见，有责任我们承担。

与史密斯见面过程中，最让人讨厌的那个中国处处长，趾高气扬的嘴脸一下子变成满脸的奴才相。我们到五角大楼，在部长助理外间接待室等待，平时“牛皮哄哄”的他见到我们客气得不行，又让座又倒水，然后蹑手蹑脚走过去把里间的门轻轻拉开个缝，伸头悄悄看一眼又迅速关上，连第二眼都不敢看，退回来告诉我们“部长助理还在打电话”。一副生怕惊扰主人的诚惶诚恐样儿。那时的谨小慎微与平常的耀武扬威对照，简直判若两人。

会见时，我与史密斯坐主沙发，他来回一路小跑搬来两把椅子，腰板挺直地坐在我们面前，两手平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像个随时等候召唤的听差。史密斯与我开始谈话了，他又不知从哪里摸出个本子，迅速开始一笔一画地认真记录，从始至终满脸虔诚，满脸谦恭。

这个人，按照中国话说是典型的“两面派”和“马屁精”。上司在与不在，完全两个姿态、两副嘴脸。不过，两年以后，我们陪同裴怀亮校长到美国访问，再去五角大楼时，发现中国处处长换人了，那个小人已经退役了。所以，任何军队都有小人，关键是有没有一个机制，阻止小人得势。

譬如美军《军人手册》就有明确规定：不许当面赞颂领导。“当面直接赞颂长官或者上级是庸俗的，无论你对上级多么钦佩，当面赞颂都有阿谀奉承嫌疑，容易引起误解。”

同时，《军人手册》建议用以下三种方式表达对上级的钦佩与尊重：第一，施以标准军礼；第二，认真执行指示；第三，尽职尽责，提高本单位战斗力。

这不是规矩吗？规矩决不仅仅是“不许请客喝酒，不许拉帮结伙”。美军把“不许当面赞颂领导”也立为规矩，就是为了防止阿谀奉承的小人。

美军中央总部司令施瓦茨科普夫（Norman Schwarzkopf ），在海湾战争中立下战功，很多人预测他会出任陆军参谋长，但海湾战争一结束他就退休了，为什么？

1997年，我在美国防大学学习，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Colin Luther Powell）到国防大学演说，送我一本他的新著《我的美国之路》（My American Journey），书中披露了施瓦茨科普夫没有得到提升的原因：国防部部长切尼讨厌他，认为他人品有问题。

书中描述：在飞往沙特首都历时15小时的航班上，乘客们排队上洗手间，切尼看见一位少校替施瓦茨科普夫排队，快到时喊一声：“将军！”施瓦茨科普夫才大腹便便地站起来，插到队伍里面。不止如此，切尼在飞机上还注意到，一名上校双膝跪在施瓦茨科普夫面前，帮他整理制服。

这两件事，在很多人看来可能不足挂齿，但切尼认为他人品不行，不能出任陆军参谋长。所以，尽管施瓦茨科普夫海湾战争打得不错，打完却很快退役，失去了出任陆军参谋长的机会。可以说，这是他们对权力的监督、规范和制约。

任何军队都有朝腐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尤其是位高权重的高级军官。如何用规矩把人“规”住，是从严治军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

1995年，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迈克尔·布尔达（Jeremy Michael Boorda）上将胸前佩戴了两枚“V”字战斗铜质勋带徽章，新闻舆论对他是否有权佩戴这两枚军功章提出大量质疑。美国海军条令规定：该徽章只授予直接参战并荣立战功的军人，且佩戴权利必须在荣誉证书中予以说明。布尔达参加过越战、海湾战争，但荣誉证书中没有关于佩戴这枚徽章的说明。

他后来摘下了“V”字徽章，但人们仍然不依不饶，“既然假徽章都敢戴，肯定还有别的事。”开始追查他在海军服役期间的其他问题。

1996年5月16日，布尔达上将自杀身亡。留下遗书：我违反了美国军官的荣誉准则，为了海军的荣誉，我今天选择死亡。

美国军官荣誉准则规定：第一，我们决不说谎。第二，我们决不欺骗。第三，我们决不偷窃。第四，也决不允许我们当中任何人这样做。

当初我在西点军校看到这几条，觉得标准太低了，不欺骗、不说谎、不偷窃就算“荣誉准则”了吗？军人的荣誉应该是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啊。后来通过很多事例才慢慢明白：军人荣誉并非开门就是高山大海，同样需要日积月累、集腋成裘。美军的军官荣誉准则，就始于最基础的决不说谎、决不欺骗、决不偷窃。违反了这些基点，为军队所不容。

另一个事例，是驻韩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官小约瑟夫·菲尔（Joseph Fil）中将。他接受过一位韩国公民赠送的一支价值1500美元的镀金钢笔、一个价值2000美元的真皮公文包，他的家人还接受了3000美元现金，这些都没有按规定上报。

菲尔中将辩称，送礼者是多年好友，接受这些礼物是为了两国关系，属合法范畴。调查人员对他的解释不予认可。后来菲尔中将上交了收受的金笔和公文包，并以支票形式退还了家人收受的3000美元。

菲尔于2012年8月退休，军衔由陆军中将降为陆军少将。可见美军通过严格的规矩，对各级军官的违纪行为做出防范。

不仅高级军官受到规矩的严格约束，美国总统也不能例外。

2013年5月16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在白宫玫瑰花园举行联合记者会。恰逢下雨，奥巴马要身旁海军陆战队士兵为他和宾客打伞，此举遭到强烈批评。推荐关住：微信查找“男兵女兵”.因为《海军陆战队手册》规定：男性士兵在穿制服时不能带伞和打伞。还规定：未获得海军陆战队司令的批准，任何官员不能向海军陆战队队员发出与手册条款相冲突的指令，包括总统。奥巴马最后不得不承认自己违规，并向海军陆战队道歉。

还是1997年，我和一个同事在美国防大学学习期间，每天晚上美国人用面包车送我们去包林空军基地吃饭。有一天下雨，基地里的美军在雨中列队行进，我们的车停在距餐厅门口约20米处，同事下车就向餐厅跑。我说，他们都没跑，我们也别跑。

美军《军人手册》规定：军人在自然现象面前不能表现恐惧，不能一下雨，夹个军帽就跑；军人可以穿雨衣，但不能打伞，打伞影响手持武器，影响向长官敬礼。这些条款，的确令人印象深刻。其实类似的故事，中国古代也有。司马迁的《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中记载：“文帝之后六年，匈奴大入边。乃以宗正刘礼为将军，军霸上；祝兹侯徐厉为将军，军棘门；以河内守亚夫为将军，军细柳：以备胡。上自劳军。至霸上及棘门军，直驰入，将以下骑送迎。已而之细柳军，军士吏被甲，锐兵刃，彀弓弩，持满。天子先驱至，不得入。先驱曰：天子且至！军门都尉曰：将军令曰‘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居无何，上至，又不得入。于是上乃使使持节诏将军：吾欲入劳军。亚夫乃传言开壁门。壁门士吏谓从属车骑曰：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天子乃按辔以徐行。至营，将军亚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天子为动，改容式车。使人称谢：皇帝敬劳将军。成礼而去。既出军门，群臣皆惊。文帝曰：嗟乎，此真将军矣！”

这段文字，绘声绘色描述了周亚夫严格治军、见了皇帝也“介胄之士不拜”的大将风范，以及汉文帝在“群臣皆惊”时表现出的大气胸襟。

规矩成就血性，血性彰显规矩。再来横向对比，看看美军是怎么通过各种规矩，养护和培育军人血性的。

美军的住房和用车

在美国防大学学习期间，我发现他们没有营房部门。校长、院长住的官邸，都是随任职命令搬进，随卸任命令搬走，“铁打的官邸流水的官”。其他军官住房也是自己的事情，可以住国防大学的军官宿舍，但要交钱，还不便宜。很多军官嫌贵，都在附近租住房屋。军人的住房津贴含在工资里，不需统一建房和统一分房，想拿房子搞腐败也搞不成。

另外，他们也没有车管部门。美国防大学一共就7辆车：1辆卡车拉设备，4辆面包车应付公务接待，2辆轿车—校长1辆，信息资源管理学院院长1辆—还是该学院合并到国防大学后从五角大楼带来的。国家战争学院院长、武装力量工业学院院长，两位两星将军，都没有配专车。

美国防大学空军教研室主任伦道夫上校来我校讲学，我陪他参观长城，第一辆是外事处的车，我们坐第二辆，后面还有一辆车拉着伦道夫的同事。他在车上问我：贵校有多少辆车？我说，将近400辆吧—其实我们有500多辆。他大吃一惊，瘫在后座上不再说话，仰着头一个劲儿转眼珠子。我明白，他难以理解一个国防大学怎么能有那么多车，就像我们也难以理解他们怎么能用7台车维持学校的日常运转。

美军的“军车”与我们的军车完全不一样。我们挂个军队的白牌子就叫军车，他们的“军车”基本都是军事用途的迷彩车辆，平时通过城镇需先与市政当局联系，指定时间、指定路线通过。

给少数高级军官配的车，牌子上有一个大大的“G”（Government首字母），即我们说的“公务车”，他们叫作“政府车”。这类车的使用也有严格规定。

美国防大学校长的司机跟我们说过，他每天往返于一条固定路线：把校长接来上班，下班送他回家，然后把车开回国防大学。晚上，计划内的公务应酬司机可以负责接送，若是私事，譬如路上绕道买点东西或去看个战友，对不起，那就不行了，您得回家开自己的车去。时间长了，校长这位三星将军也觉得“政府车”不方便，经常下了班把棒球帽往头上一扣，开自己的车走。美军的预算制度

我们在美国防大学学习，美方有明确预算：来时宴请一次，走时宴请一次，中间餐食自理，聚餐也只能AA制。

到昆特克尔的陆战队大学参观，研究中心主任克罗夫上校很热情，招待我们在军官俱乐部品尝鹿肉。那片丘陵山地梅花鹿非常多，经常有鹿被汽车撞死。我还真以为是对方“请客”，见他们一桌坐了将近10个人，心中还想，看来美军陪吃饭的人也不少啊。

哪想吃到最后，坐主人位置的克罗夫掏出个计算器，“叭叭叭”算了一下然后宣布：“每人11.5美元。”我吓了一跳，忙问同事带钱没有，他说带了，我们赶紧各自把钱掏出来数好，跟他们一样放在桌上。他们这样做没有一点儿不自然，反倒是我们颇感不好意思。

这算请客吗？这就是美式请客，每人11.5美元。全世界开支最大的军队，请人吃饭没有预算。那是1997年。当时美军的标准化供应，即固定划拨经费，已经占到全部军费的97%以上，机动经费只有2%多一点。钱管得很死，几乎没有机动空间。

回国后，我们了解到当时我军标准化供应的固定划拨军费还不到60%，也就是说，将近40%的经费是机动经费。再后来又了解到：一个大军区2/3的经费来自固定划拨，剩下的1/3就取决于关系怎样、门路如何、渠道有无了，这不能不成为腐败产生的重要原因。

当年谷俊山到国防大学考察，我们多年欠账，经费困难，向总部打报告要8000万元。总部已基本同意，谷俊山来是最后落实。那天把谷副部长招待得不错，好话也说了不少，他一高兴就现场拍板：再多给4000万，总共1亿2000万！把大家吓一跳。

国防大学当然是受益的，经费宽裕就能多办些事了，但谷副部长既不向总后廖部长报告，更未经总后党委讨论，就因为他分管财务，一张口可以多给4000万。权力到了这样不受监督、没有制约的地步，包含多么大的腐败空间！

这些年一个又一个的问题，是怎么发生的？一个又一个高级干部落马，他们是怎么变质的？当车子、房子、票子、位子、土地资产纷纷对我们产生严重干扰之时，还有多少工夫养育血性和灵魂？全是利益了，全是活动了，全是关系了。

2008年前后，国防大学曾做过一个调查，了解部队主官主要精力分布。结果显示，消耗精力最多的是“协调”—协调上下关系、左右关系、军地关系等等；其次是“安全”，部队不要出事；再次是“管理”，战士不要惹事；然后才是“训练”；最后是“作战”。问：“到‘作战’时还剩多少精力？”多数不愿回答。能答的表示：“也就剩下不到10%了。”这是我们长期存在的顽症。

现在大家都在讲军事变革。对我军来说，检验军事变革成效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要通过变革，把各级主官的主要精力集中到训练与作战上去。美军的军产管理

我们在美国防大学学习结束后，准备结算单身军官宿舍的房费，发现整个国防大学连开发票的地方都没有。他们专门派一辆面包车，40分钟车程，把我们拉到迈耶尔堡（华盛顿军区所在地）结账。我又奇怪又不满意，问：“为什么非到这里结账？国防大学不行吗？”管财务的文职老太太一头白发，告诉我：“国防大学所在的麦克奈尔堡，地皮、房屋都是华盛顿军区管辖的军产，国防大学无权进行任何财务结算。”

我这才明白：原来华盛顿军区并不担负卫戍首都或防卫周边的任务，它只是管理华盛顿地区美军的全部军产。千万不要小看这一职责。军产归华盛顿军区管辖的军事单位，从五角大楼到各个军事机关和基地，想通过炒作地皮、出租房屋、开宾馆、饭店、商店赚钱赢利，根本不可能。因为房屋地产等固定资产与你完全无关，你没有任何资格、也不具备任何法人地位能把地买了，把屋租了，把钱分了。

2006年8月我参加中美首次联合军事演习，乘坐北海舰队的军舰靠泊夏威夷，停在珍珠港内。珍珠港港湾巨大，非常漂亮，唯有水上飞机码头锈迹斑斑、破烂不堪，因为水上飞机已经被美军废弃了。即使如此，其太平洋舰队也无权把码头拿出来搞什么联合开发或军民共建，只能放在那里任其锈蚀。虽然不能体现军事用途了，仍然是不可变更的军产。

美军的优势，决不仅仅在于武器装备先进和信息化程度高，更在于它的制度。通过对人、财、物管理权限的周密设计，堵塞漏洞，实现制衡。我常想，不是美国人不知道腐败、不想腐败，而是他们的腐败空间很小，难找机会，难寻手段。几乎没有其他领域可以分心的军人，只有安心本职的训练与作战。

美军的用人制度

一是岗位轮换。

美军有一个理论：如果事情熟悉到闭着眼睛都能干，人就沉湎于惰性、失去了创造力。越是对事情不太了解、不很熟悉，工作起来越是小心戒惧，这种状态下反而成效高、富有创造性。因此，美军的岗位轮换非常普遍，周期多为两三年，最多不超过四年。在一个岗位一干就是数年甚至小半辈子，在他们那里不可想象，制度也不允许。我曾于1997年、2001年先后赴美国防大学学习、讲学，短短三年，机关和教员几乎全部更换。除去几位资深文职人员，其他人都不认识了。

一次，我们国防大学防务学院的外军学员去上海参观见学，上海警备区接待得非常好，大家都很感激。特别是警备区的外事处处长十分干练，协调能力很强，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告别晚宴上，有外军军官问这位处长：“你在这里工作多少年了？”处长回答：“30年。”周围“轰”的一下，外军军官不由自主惊呼起来。对他们来说简直难以想象，一个军官可以在一个单位干30年。可是对我们来说这算什么？反而显得他们大惊小怪了。

我们在一个单位一干数十年，从公务员干到部长、从战士干到军长，都不乏先例。而美国军官告诉我们，他们的生涯就是“Move”（挪动、搬家），从这儿挪到那儿，从那儿搬到这儿。通过不断地“Move”实现普遍人员轮换，不但能保持军人的新鲜感、活力和创造力，还防止了干部的私有化，防止在一个单位长期经营，上下级之间产生人身依附关系。

美军之所以很难出现所谓“塌方式腐败”或“一坨一坨的腐败”，军官定期轮换制起到不小的作用。就像中国有一句老话，“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这同样是防止腐败、保持军人血性的有效机制。

二是军官的晋升。

我到五角大楼参观时，美国陆军部提供过这样一个范例：今年要提升1978年的西点军校毕业生，由陆军中校提升到陆军上校。首先由计算机优先筛选出在海外各总部服役的军人，如太平洋总部、大西洋总部、欧洲总部、中央总部、南方总部。其次，再在第一线服役人员中筛选：有没有进入过危险地带？进入危险地带后有没有接触敌对火力？与对方发生交火行为后有没有受过战伤？

他们的军官提拔依据这样的优先级：第一级是在前方受过战伤的，第二级是接触过敌对火力的，第三级是进入过危险地带的，第四级是在前方总部服役的。至于在后方五角大楼或参谋长联席会议服役，就只能排到最后一级了。

分级完毕，再在各个层次中分别进行所谓的“德才表现”考核。对他们来说，军官的经历永远排在第一位，学历、年龄等因素则要靠后。所以美军院校有这种现象：到前方服役的欢欣鼓舞，分配到五角大楼或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反而一脸苦相，要求干一段时间一定要到前方去。

所谓“西点好战”现象也是来源于此：西点毕业生想去危险地带听枪响，想去打仗。并非他们不惜命，只是为了尽快提拔、想当将军，就必须到前方去。最优的提升位置在那里。这其实是一种利益驱动。

我们为什么恰恰相反，都想到北京、都想进总部？因为越有总部经历、越在领导身边工作，就越有提拔机会。同样是利益驱动，不同却在于利益导向。美军的机制很明确：军人利益最大化之点位永远在前方，你的经历可能被主官忘记，但不会被计算机档案忘记，不会被晋升排序忘记。

三是多种激励。

【篇三】教育困境的根源是什么

教育的使命是什么？

教育就是帮助儿童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本领的事业；教育是价值引导和自我建构的过程；教育的过程就是一个不完美的人引领着另一个（或一群）不完美的人追求完美的过程。

教育是对人的成全，教育的目的就是使人成为他自己。教育的使命和责任就是为学生的幸福人生奠基，为自由社会培养人。

基础教育不仅要对学生的升学考试负责，更要对学生一生的幸福负责。

基础教育要带给学生希望、力量，带给学生内心的光明、人格的挺拔与伟岸，带给学生对于自我、对于生活、对于未来和对于整个人类的自信，以便使每一个学生都能够成为自由社会的建设者和幸福人生的创造者。

【篇四】教育困境的根源是什么

教育的核心是什么

肖阁

说到教育，大家都会毋庸置疑其作用：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在1806年拿破仑击败普鲁士之后，一个教授冒死演讲：“怎样才能拯救德意志？”——办全民教育。1870年普鲁士打回去，取得了胜利，说，普鲁士的胜利是在小学教师的课堂上决定的。教育对于国家来说非常重要。其实， 教育是每个人的生活准备，是走向未来的基础，分享前人积累的知识财富，获得独立生活的前提。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教育决定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最重要的事业。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１０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科技是关键，人才是核心，教育是基础。可见，教育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

那么，教育的核心是什么呢？

这让我不禁想起了1992年日本的77名小学生和中国30名小学生参加在内蒙古的草原探险夏令营活动。

夏令营中的较量结果显示：中国孩子病了回大本营睡大觉，日本孩子病了硬挺着走到底；日本家长乘车走了，只把鼓励留给发高烧的孙子。中国家长来了，在艰难路段把儿子拉上车。

日本人满面笑容地离开中国，神态很轻松，但留给国人的思考却是沉重的。

短短的一次夏令营，暴露出中国孩子的许多弱点，这不得不令人反思我们培养目标与培养方式的问题。第一，同样是少年儿童组织，要培养的是什么人？光讲大话空话行吗？每个民族都在培养后代，日本人特别重视生存状态和环境意识，培养孩子的能力加公德;我们呢？望子成龙，可是成什么龙？我们的爱心表现为让孩子免受苦，殊不知过多的呵护只能使他们失去生存能力。日本人已经公开说，你们这代孩子不是我们的对手！第二，同样是少年儿童组织，还面临一个怎样培养孩子的问题。是布道式的，还是野外磨练式的？敢不敢为此承担一些风险和责任？许多人对探险夏令营赞不绝口，可一让他们举办或让送自己的孩子来，却都缩了回去，这说明了什么呢？是的，一切关心中国未来命运的人，都值得想一想，这个现实的矛盾说明了什么。 全球在竞争，教育是关键。假如，中国的孩子在世界上不具备竞争力，中国能不落伍？

于是，我国开始了课改，进行素质教育，这与应试教育是相对应的。素质教育是指一种以提高受教育者诸方面素质为目标的教育模式，它重视人的思想道德素质、能力培养、个性发展、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教育。但是课改十年，收效甚微。中国的教育还停留在应试教育这种体制之下，完全是一种功利化教育。

因此，笔者认为：教育的核心是育人，即培养健康人格，而不是传道授业解惑。一个人只有具备健康的人格，才能成为富有道德情感的正直公民，才能成人、成才、成功。这既是人的立身之根，也是立家、立国之根，当然也是家庭教育之本。教育本来就是这样的功能，只是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中教育变味了。现在教育在全社会的功利心态下，变成了一个加工解题高手的工厂。孩子成了会做各种难题的熟练工人，没有思想没有创造力，只有标准答案，更不谈人品道德。

所以，搞清教育的核心问题是当务之急。只有把教育的核心搞清楚了，才能让教育真正发挥其不可估量的作用。不仅高等教育，基础教育更尤为如此。一个懂得怎样做人的学生，才会有所为，有所不为。才会成为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最终成为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才。

但是，现今许多教育部门都三令五申：如果不能保证学生的绝对安全，什么野外活动都不许组织。试想，只要组织学生活动，在校内都难以保证绝对安全，谁敢保证在野外的绝对安全呢？再说，学校并非赢利的企业，万一在活动中发生意外伤害（这倒是绝对难免的），怎么有钱支付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的赔偿呢？那么，最稳妥的办法就是不组织野外活动，更不去考虑什么探险活动。结果，越不敢组织野外活动，青少年的生存能力越差，教师组织活动的经验越少，一旦去野外越容易出问题，形成了强大而普遍的恶性循环———自我窒息的自杀模式。这样就会导致教育是人的枷锁，而不是人的解放。在这种恶性循环下，据调查材料表明，反映耐力素质的千米跑速度不及以前的情况，“豆芽”体形无明显改善，近视眼发病率高达43％。三次青少年体质抽样调查结果，中国均低于西方国家同龄组。

教育的核心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学会做人。因此，教育是人的解放，决非是人的枷锁。一个文明的、现代的社会，纵然付出高昂的代价，也要解放孩子，解放孩子必先解放教师，而这一切的关键是法律保障和国民共识。笔者呼吁：“生命不保，何谈教育”的认识，是一种浅薄的认识，较为偏颇的认知，只能成为一家之言，以偏概全，误导我们的教育发展。有时，偏颇的理解就是错误。我们应该以全面发展学生为目的，而不应该遇到安全事故就退避三舍，躲之不及。更不应该简单而不假思索地取缔，那么，安全将是教育的枷锁，使得教育犹如一潭死水，毫无生息。换句话来说，实质上就是一种因噎废食的官本教育，一种杀鸡取卵的功利化教育。

综上所述，教育的核心是育人。为了孩子的未来，我们一定要形成家庭、学校和社会三者教育的合力，共同承担起培养下一代的伟大而神圣的历史使命。

【篇五】教育困境的根源是什么

教育是什么?当我读完《魏书生文选》后,我的心中有了一份自己的答案:教育是心灵与心灵的撞击。不论是一名教师,还是一名教育局长,魏书生始终都在用心办教育。
魏书生认为,教学不民主是导致教学效率低下的一个主要原因。他说:“教与学之间毫无民主的气氛,思想没有相互理解,感情没有相互交流。双方都用宝贵的脑细胞琢磨着压服对方或欺骗对方的策略,教学效率怎么会高?”
如何在教育活动中发挥民主呢?魏书生认为,首先是师生心灵的沟通。一方面教师必须了解学生,尊重学生,信任学生,真正为学生负责,真正为学生的发展负责。另一方面,教师还必须设法让学生了解教师,理解教师,信任教师。魏书生说:“教师的心灵对学生如果是一个未知世界,那么就谈不上教学民主。教师应该把自己对人生、对事业、对教学的看法都真诚地和学生倾谈,这样学生才会真诚地、无保留地谈他们的看法。师生在充分信任、理解的基础上探讨问题,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在实际教学中,他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到教学重点、课时安排,以至具体的教学方法,都同学生商量,尽可能达到师生之间认识的统一。”他指出,“要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就必须引导学生参与教学,即不仅学而且参与教,参与得多了,才会增强主人翁意识。”“这样时间长了,学生便养成了发表自己意见,积极参与教学的习惯;我也养成了尊重学生、理解学生、从学生的实际出发的习惯。”也只有这样,学生才能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才能真正成为对自己负责也对他人负责的主人。他还说:“老师与学生的关系是同志式的平等互助关系,老师既是长者,又是学生的知心朋友,老师在课堂上要充分发扬民主,使学生有敢说话、敢问问题的勇气,且不感到紧张和压抑。即使学生有违犯纪律的言行,或者出言不逊,有损老师的‘尊严",老师要能宽宏大量,不训斥指责。有时还可轻言细语相劝,讲清道理,提醒注意,防止再犯。只是对那些有影响整个课堂听讲的言行,才提出严厉的批评。”
魏书生教书育人点子多。像他想那么多点子,确实“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魏书生常常跟学生讲,“不是自古华山一条路,而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每件事都有100种做法。”他坚信,“人的思想从一种模式中解放出来,就会发现,教育教学改革的天地也十分广阔,方法非常之多”。在此基础上,他进而强调方法的择优,强调方法的发展、更新。他说:“运用某种方法挺好,也无须骄傲,无须固步自封,因为事物在发展,方法在更新,我们目前运用的方法绝不是最好的方法。我们应该不断研究、探索,再往前去寻求更好、更科学的方法。”正是充满创新意识的方法观使魏书生的许多做法异于他人,也正因为魏书生把这种方法观灌输给了学生,他的学生才有了固门防风的十种不同措施,才有了吃感冒胶囊的数十种方法,才有了开阔的思路和随机应变的能力。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社会的人,我们生活在所处环境的包围中。人的行为受人的心理状态支配,而人的心理状态又受所处环境的影响,这当然也包括所受的教育。所以说,一个人发展到什么程度以及怎样发展,往往和一个人的处世态度紧密联系。魏书生常常从“人是一个世界”的角度去看问题,把人的心灵引向广阔,这样就使自己在最难教育的学生面前信心百倍,能够透过学生气人的一面,看到他们可爱的一面,看到他们的热情上进,看到他们的真善美,看到他们纯洁的心灵天空。他也许被称之为“哲学家”,他给了学生一种广阔、高远的人生境界与立足点,让学生的心灵由狭隘走向广阔,由自卑走向自信,由懒散走向奋进……
魏书生经常给学生讲法国大作家雨果的话:“世界上最广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胸怀。”“一个人的胸怀,可以像天空、像大海,也可以像湖泊、像游泳池、像脸盆,甚至还可以像马蹄坑。生活中我们见过个别愚昧的人为了针尖大的小事,吵得面红耳赤,打得不可开交,那样活得不是很苦、很累、很可悲吗?”他经常告诫学生的一句话是:“世界也许很小很小,心的领域却很大很大。”
在魏老师看来,教学的首要任务,就是使学生有“自信”。
他曾先后与100多名“差生”谈心,曾和一名最后进的学生同桌听了150多节课,在分析具体原因寻找响应对策的同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人的大脑像一部机器,可分为动力部分和工作部分,实际上大部分学校的老师应付大部分中下等学生学习问题,都是动力部分,而主要不是工作部分的问题。动力部分,魏老师有时表述为“非智力因素”,从自己的自学经历,他体会到:“智力因素在自学的成绩中只有一小半的功劳,一多半的功劳属于非智力因素,即人的理想、情感、意志、性格。”他所着的《学生实用学习方法》,所讲的“学习方法”,几乎都围绕着学生要有“自信”这个主题,比如说“确立明确、高尚的学习目的”、“施加学习是享受的意念”、“坚信自己有巨大的潜能”、“利用潜意识,坚信我能行”、“放声高呼——我能成功”、“信心之火不灭,大器可以晚成”、“从失败中崛起”、“竞争中磨练意志”、“跑进快乐天地,磨练顽强意志”、“持之以恒,水滴石穿”、“勤劳是做人的根本,是做学生的根本”。课堂虽小,却有着广阔的钻研天地,钻进去,人了门,师生双方都有无穷的乐趣,能极大地提高教学效率。魏书生说:“我只是在人口处,悟到了点滴激发学生兴趣之法,更有效的方法,还在前面等着我。”
学无止境,教育的魅力无止境。读了《魏书生文选》,我真正感受到了魏书生老师身上的教育魅力何在!我顶礼膜拜!潜心学习之。
教育是什么?它是一种责任!它是一份真情!魏老师做到了

【篇六】教育困境的根源是什么

  年轻人不愿选职校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最近各地第一批院校录取已接近尾声。对于许多考生和家长来说，拿到名牌大学录取通知书是梦寐以求的事。然而在瑞士，70％的中学生毕业后不上大学，而是进入各类技术学校和专科学校。细细观察，瑞士年轻人的择校、择业观让人耳目一新,甚至令中国人看来有点匪夷所思。

    在瑞士很正常的“择校”选择，在中国人看来匪夷所思，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任何选择的背后，都有其理由，瑞士年轻人愿意选择技校，那是因为技校的地位并不低，学到一门技能之后，能找到不错的工作。在日内瓦，甚至75%的老板均出自技校，而劳动也在这个国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有行业、不同岗位有着相同的社会福利保障待遇。而在我国呢？这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不少舆论把我国学生不愿意选择职业学校，“硬要”进大学，甚至上了二本线，放弃填报志愿，要准备复读来年再参加高考，认为是学生、家长的观念有问题，并建议我国的学生、家长要学习发达国家的年轻人和父母，转变观念，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校，不要盲目选择进大学、进名校。这种建议，很少有学生、家长会采纳，因为，从根本上说，不愿意进职业学校，而要争着进名校，这是观念的问题，更是制度的问题，因为任何观念，都与现实的环境与制度有关。

    在我国，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教育，这毋庸置疑，对于学生选择上中职，有国家助学金，对于农村学生还免学费，可是，现实的选择还不是如人所愿。原因在于，在我国的教育管理体系中，职业教育迄今为止，还是作为教育的一个层次，低于普通教育，在中考时，成绩差的学生才选择中职，在高考时，高职高专也是进不了本科院校的学生才作出的选择，偶尔有个别高分学生放弃普高、本科选择职业学校，都会成为新闻，引起社会关注。而在瑞士，职业教育不是教育的一个层次，而是一种与普通教育地位相同的类型。

    不要说普通老百姓对职业教育的认同度不高，就是职业教育的教师，也缺乏对职业教育的认同度——一方面，他们在整个教师体系中，也被认为是最低层次，评职称、评优，毫无优势；另外，国家有关人才评价标准，也对职业教育的学生有着各种或明或暗的歧视，比如，公务员招考，不少国家机关的招录岗位提出越来越高的学历要求，动辄要博士、硕士，这会让没有学历、文凭的职校毕业生，觉得自己是低端人才——在我国，“高学历=高级人才”，已经深入人才管理、评价的“骨髓”，有的地方政府在谈到人才建设政绩时，就会列举本地引进了多少高学历人才，这对整个社会的人才观，会是怎样的导向？

    职业教育学校的办学质量，也存在问题。去年，我国出台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国家战略，要推进600所地方本科院校转型进行职业教育，培养职业技术人才和应用技术人才。本来，地方本科院校转型职业教育，是对办学定位的回归。可是，这种转型，被舆论普遍解读为“降格”，从以前进行本科教育，以举办学术型学校为目标，“降格”为进行职业教育。

    如果这只是舆论的误读，还可以理解，这还是不少地方政府和学校的理解，他们认为，举办职业教育，学校也就低人一等。当初这些学校，从高职升为本科，就希望能提高学校的“档次”。在我国，“办学定位=办学水平”是一个困惑学校定位、办学的严重问题，甚至有大学还定位为举办高水平知名大学。其实，大学定位无所谓高低，在自己的定位上办出一流水平，才是关键，职业学校也可办出一流。但这种认识，在我国很缺乏，一些地方政府也是按低层次教育来投入职业学校。按照职业教育的特点，办好职业学校需要更大的投入，建设实训场地、购买设备，可是，不少地方的职业教育投入很不够，造成职业学校办学条件不适应进行现代职业教育的需要。

    所以，我们不能责怪学生和家长的观念，更要分析我国的教育制度、人才评价体系以及职业学校的办学。如果不改革教育管理制度、人才评价体系，职业教育的地位，就不可能得到提升；如果将职业学校就定位为低层次低水平办学，那么，就不可能出现一流的职业教育学校，培养一流的职业技术人才，形成对学生的吸引力。

 最近各地第一批院校录取已接近尾声。对于许多考生和家长来说，拿到名牌大学录取通知书是梦寐以求的事。然而在瑞士，70％的中学生毕业后不上大学，而是进入各类技术学校和专科学校。细细观察，瑞士年轻人的择校、择业观让人耳目一新,甚至令中国人看来有点匪夷所思。

    在瑞士很正常的“择校”选择，在中国人看来匪夷所思，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任何选择的背后，都有其理由，瑞士年轻人愿意选择技校，那是因为技校的地位并不低，学到一门技能之后，能找到不错的工作。在日内瓦，甚至75%的老板均出自技校，而劳动也在这个国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有行业、不同岗位有着相同的社会福利保障待遇。而在我国呢？这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不少舆论把我国学生不愿意选择职业学校，“硬要”进大学，甚至上了二本线，放弃填报志愿，要准备复读来年再参加高考，认为是学生、家长的观念有问题，并建议我国的学生、家长要学习发达国家的年轻人和父母，转变观念，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校，不要盲目选择进大学、进名校。这种建议，很少有学生、家长会采纳，因为，从根本上说，不愿意进职业学校，而要争着进名校，这是观念的问题，更是制度的问题，因为任何观念，都与现实的环境与制度有关。

    在我国，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教育，这毋庸置疑，对于学生选择上中职，有国家助学金，对于农村学生还免学费，可是，现实的选择还不是如人所愿。原因在于，在我国的教育管理体系中，职业教育迄今为止，还是作为教育的一个层次，低于普通教育，在中考时，成绩差的学生才选择中职，在高考时，高职高专也是进不了本科院校的学生才作出的选择，偶尔有个别高分学生放弃普高、本科选择职业学校，都会成为新闻，引起社会关注。而在瑞士，职业教育不是教育的一个层次，而是一种与普通教育地位相同的类型。

    不要说普通老百姓对职业教育的认同度不高，就是职业教育的教师，也缺乏对职业教育的认同度——一方面，他们在整个教师体系中，也被认为是最低层次，评职称、评优，毫无优势；另外，国家有关人才评价标准，也对职业教育的学生有着各种或明或暗的歧视，比如，公务员招考，不少国家机关的招录岗位提出越来越高的学历要求，动辄要博士、硕士，这会让没有学历、文凭的职校毕业生，觉得自己是低端人才——在我国，“高学历=高级人才”，已经深入人才管理、评价的“骨髓”，有的地方政府在谈到人才建设政绩时，就会列举本地引进了多少高学历人才，这对整个社会的人才观，会是怎样的导向？

    职业教育学校的办学质量，也存在问题。去年，我国出台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国家战略，要推进600所地方本科院校转型进行职业教育，培养职业技术人才和应用技术人才。本来，地方本科院校转型职业教育，是对办学定位的回归。可是，这种转型，被舆论普遍解读为“降格”，从以前进行本科教育，以举办学术型学校为目标，“降格”为进行职业教育。

    如果这只是舆论的误读，还可以理解，这还是不少地方政府和学校的理解，他们认为，举办职业教育，学校也就低人一等。当初这些学校，从高职升为本科，就希望能提高学校的“档次”。在我国，“办学定位=办学水平”是一个困惑学校定位、办学的严重问题，甚至有大学还定位为举办高水平知名大学。其实，大学定位无所谓高低，在自己的定位上办出一流水平，才是关键，职业学校也可办出一流。但这种认识，在我国很缺乏，一些地方政府也是按低层次教育来投入职业学校。按照职业教育的特点，办好职业学校需要更大的投入，建设实训场地、购买设备，可是，不少地方的职业教育投入很不够，造成职业学校办学条件不适应进行现代职业教育的需要。

    所以，我们不能责怪学生和家长的观念，更要分析我国的教育制度、人才评价体系以及职业学校的办学。如果不改革教育管理制度、人才评价体系，职业教育的地位，就不可能得到提升；如果将职业学校就定位为低层次低水平办学，那么，就不可能出现一流的职业教育学校，培养一流的职业技术人才，形成对学生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