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毛泽东《实践论》有感

毛泽东是公认的世纪伟人，是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军事家，党和共和国的缔造者。在没有研读毛泽东的《实践论》之前，看到这几项崇高的评价，只有顶礼膜拜的份儿。

参加中青一班的第九堂课，听了陈培永老师的“毛泽东《实践论》与领导认识力提升”这堂课，课后自己又捧读了《实践论》，再回看这些评价，毛泽东之所以伟大，之所以有别于其他单纯的思想家或简单的革命家，是因为他把毛泽东的思想体系，用于成功指导了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把《实践论》从纸上落到了地上。纵览其一生，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知行录，就此而言，可谓一个纯粹的伟人。

《实践论》是毛泽东1937年4月至7月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授哲学时所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第二章第十一节，与《矛盾论》并称“两论”。

任何一篇伟大思想著述的诞生，必然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1937年前后，一方面，中国的政治局势正处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时刻，开始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国内外各种矛盾、形势错综复杂、变化多端。另一方面，我党的革命也处在重要路口，经历了1924年和1934年两次惨痛失败后，左右倾的错误路线还没有及时地批判，其不良影响还严重存在。中国革命形势的巨大变化需要全党在观念上进行一次大的转变，从认识根源上清算“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面对这种情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不能不着手批判过去的错误路线，用正确的思想理论来教育全党、统一全党的认识，迎接新的革命形势。《实践论》和《矛盾论》的诞生，正是在此紧要关头。

在我的理解，《实践论》通篇体现了八个字：体用结合，知行合一。既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体”，又引领着中国革命“用”的实践；
既廓清统一当时历史时期思想认识这个“知”，又从根本路线上解决了“行”的问题。对此，毛泽东有精辟阐述，“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认识从实践开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必须回到实践去。”他又指出，“所谓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所谓‘生活、实践底观点，应该是认识论底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

撇开对中国革命的深远影响，从思想哲学的角度而言，《实践论》阐明了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知行关系问题。中国历代哲学家都使用知行范畴来讨论认识的问题，并形成了中国独特的认识论体系。孔子提出“生而知之者上也”，孟子提出“人之能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
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朱熹提出“论先后，知为先，行为后”，王夫之认为“行可以兼知，知不可以兼行”。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他辛辣指出“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力而已。”

“通过实践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时间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这144字是《实践论》的华彩部分，中国传统哲学中认识论的问题，特别是知行关系的问题，只有到了《实践论》才讲清楚了。一卷革命者的行动指南，同时又闪耀着思辨的哲学光芒，这就是伟人超乎寻常处。

《实践论》写于78年前的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交汇时期，对今天我们“两个百年”和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仍有着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尤其在当下这个变革的时代，各种思潮相互激荡，各种文化相互交融，各种观念相互碰撞，人们的世界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明了，也没有像今天这么迷茫。当年的经验主义、教条主义，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不时出现的“绊脚石”、“迷魂阵”。在包括新自由主义、新左派、民主社会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民族主义、新权威主义甚至殖民文化主义、保守主义、经济私有化等等众声喧哗中，什么才是适合中国国情、党情、民情的中国道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仍然发聩震耳。

伟大的领导者之间，可能所处时代不同，但总有相似之处。毛泽东对知行统一的阐述，有一句生活化的形容：“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习近平总书记所勾勒的“两个百年”和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四个全面”是战略布局，“三个自信”则是兴旺根本，对这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也有一段很接地气的概括：“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着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

梨子的味道，亲口吃过才知道；
鞋子的合适，自己穿过才知道。翻开近代以来中国200多年的历史，清末民初100多年，数度濒临亡国亡种关头；
唯有1949年建国至今，改革开放前30年解决了中国人民站起来的问题，改革开放后30年解决了中国人民发展起来的问题。哪一种主义更适合中国，我们吃过的“梨子”和穿过的“鞋子”，这些亲身实践已经给出了“三个自信”最现实也最管用的答案。

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和自由，这其中没有最好，只有最合适。“制无美恶，期于适时；
变无迟速，要在当可。”严复1906年写于《宪法大义》的一句话，今天读来仍饶有意味、发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