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汉方医学与《伤寒论》的渊源关系之探讨

殷婉莹

2020年初，新冠肺炎席卷全球，严重地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命健康。而在本次疫情中，中医所发挥的作用，令世人瞩目。在同样遭受疫情之灾的日本，是否也会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目前尚未知晓。

日本自近代以来一直深受西方影响，其医疗水平也一直居于世界前列。不过，善于兼收并蓄的日本至今仍然保留着汉方医学；
药店里的汉方药十分常见，街头也有针灸理疗的诊所。可以说，汉方医学在日本医学领域内仍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那么日本汉方医学与我们的中医到底有何关联？如今的日本汉方医学与我们今日的中医又有哪些不同？今天就此课题，来谈谈日本汉方医学与中医的渊源关系。

说起汉方医学，范围或许过于宽泛。在日语中汉方医学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中国的传统医学；
二是指在中医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成的日本汉方医学。今天所介绍的是后者。

说起日本汉方医学，首先要从中医的传入谈起。早在公元七、八世纪，日本的《大宝律令》“医疾令”中，就有关于培养、任免医护人员及种植、培养草药的相关记载。此外，由中国传入日本的大量医药典籍，部分地收录于《新撰姓氏录》1之中，可以说汉方医学与中医本是同宗同源。然而，为何如今却并不能将二者相其并论呢？这主要因为中医传入日本后，历经几代学术流派的演绎，汉方医学形成了自己的独特学术理论和医护理念。而这一改变的发端就是曲直濑道三2的《启迪集》。

《启迪集》是将李朱医学的复杂理论进行简化，整理出了日本人易患疾病的治疗用药，并汇集成册。而曲直濑道三的医学经后人整理流传，遂成为主流医学。室町时代末期至江户时代，这一流派被称为“后世方”。江户时代中叶，日本学术界掀起了一股提倡古学之风，医学界的学者们也开始探寻、追溯至《伤寒论》。这本书是我国东汉时期张仲景的医学名著。可能有些读者不禁产生疑惑，所谓《伤寒论》，不就是《伤寒杂病论》吗？其实，原著的《伤寒杂病论》在流传过程中经后人整理，将其中的外感热病内容归结为《伤寒论》，而另一部分主要论述内科杂病，名为《金匮要略方论》。在日本以《伤寒论》等汉代医学方法论为理论基础的医学流派被称为“古方派”。与此相对，以金元时代的李朱医学的治疗方针为理论基础的医学流派则被称为“后世派”。此后，博采“古方派”和“后世派”两家之长，融合发展，形成了“折衷派”。如今，日本汉方医学则是各派兼蓄并用，历经数百年后，逐渐发展成为治疗各类病症的综合医学。当然，在汉方医学发展过程中，还出现了其他的一些医学流派，如“日本汉方派”“和汉诊疗派”“中医学派”“古典古方派”“经方医学派”“疫学汉方学派”“平成汉洋折衷派”“现代汉方派”“考证学派”等。恕在此不一一赘述。不过，无论是哪个学派，《伤寒论》的应用都在其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其实，《伤寒论》的原本早已遗失。西晋王叔和将其断片进行了整理，及至宋代，随着印刷术的发展，散逸的《伤寒论》被再度进行编纂。其后又几经遗失和整理，如今所能看到的《伤寒论》的内容，是明代《仲景全书》中的《翻刻宋版伤寒论》，也是现存最早的版本。该版《伤寒论》有以下几个特点：

1.正文条文的文中与文末会用小字进行备注；

2.在“三阴三阳篇”与“可不可篇”中，含有其他处方的条文；

3.在“可不可篇”中，存在一处条文给出两个处方的地方；

4.多处使用特殊文字，如：鞕、煑、胷等。

日本江户时代中后期，掀起了一股研究《伤寒论》的热潮，经许多研究者和爱好者传抄，出现了众多版本。后人将这些版本分为两个系统：1.康平本系；
2.康治本系。日本的这两大体系版本，与我国的《翻刻宋版伤寒论》（以下简称“宋版”）有何区别呢？

首先，在思想体系上，《伤寒论》以“六经辨证”为核心，以“阴阳表里”“虚实寒热”为依据。而日本古方派则主张将《伤寒论》体系化，条文是否正确要根据临床效果进行判断。古方派代表人物吉益东洞进而提出了方证相对的观点。其次，在学习传统医学时，对于专业术语和概念的理解是学习的基础。不过，因种种原因，在部分概念的理解上，漢方医学与中医出现了差异。例如：中医的“气的病症”大致分为气虚和气滞，而在汉方医学中则将二者统一概括为“气证”一词。又如中医中的“气虚”一词，在汉方医学中则称之为“水毒”。此类问题一直是中医和汉方医学比较研究的难点。另外，在条文上，日本不仅因版本不同而存有差异，在内容上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删减及增添备注、用字的差异等。例如：宋版《伤寒论》太阳上篇第十章“太阳病下之后，脉促胸满者，桂枝去芍药汤主之。若微恶寒者，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主之。”而在康治本《伤寒论》中则变成了“太阳病，下之后，脉促，胸满，桂枝去芍药汤主之。”较之宋版《伤寒论》少了“若微寒者，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主之”一句。而宋版《伤寒论》太阳中篇第二十四章“伤寒、脉浮缓、身不疼、但重、乍有轻时、大青龙汤主之。”在康治本《伤寒论》中则为“伤寒，脉浮缓，身不疼，但重，乍有轻时，无少阴证者，大青龙汤之发。”较之宋版又补充了一句。再如：宋版《伤寒论》太阳上篇第十四章“服桂枝汤，大汗出后，大烦渴不解，脉洪大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而在康治本《伤寒论》中则为“服桂枝汤，不汗出后，大烦渴不解，脉洪大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一个为“大汗出后”一个则为“不汗出后”。此类差异还涉及多处条文，恕在此不一一列举。

最后，在方剂和用量上，中医和日本汉方医学也存在差异。相比而言，中医不仅用药的味数多于日本汉方，用药的剂量也远远大于日本汉方。根据日本大塚敬节和矢道数名的《汉方处方分量集》，以及我国杜雨茂教授的《奇病杂病临证指南》，将其归结为下表：

其中，既有中日两国单位换算之间的差异，也有用药味数多，总计药量大的因素。根据我国国家计量总局公布的《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可知，张仲景生活的东汉时期的“一两”约为现在的“15.625g”，而根据日本大塚敬节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我国汉代的“1两”约为日本昭和时代的“1.3g”。在日本流传的不同版本的《伤寒论》中，对于个别方剂的药味数与剂量与宋版《伤寒论》也存在着一定的出入。同样以康治本为例，关于“干姜附子汤”，宋版《伤寒论》中的描述是：干姜（一两）、附子（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而在康治本《伤寒论》中则是：干姜（一两半）、附子（一枚生、去皮、破八片）。

另外， 宋版《伤寒论》中关于“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的记述为：茯苓（半斤）、桂枝（四两去皮）、甘草（二两炙）、大枣（十五枚擘），而在康治本《伤寒论》中则变为：茯苓（半斤）、桂枝（三两）、甘草（二两炙）、大枣（十五枚擘）。桂枝的量有所减少。

以上的种种不同，慢慢地酿成了日本汉方与中医的差异，使得受《伤寒论》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日本汉方医学，逐渐走上了与中医不同的道路，形成了带有日本特色的汉方医学流派。

随着医疗技术的高速发展，传统医学也需与时俱进，无论是中医还是汉方医学，如今直接服用汉方药和中药的人日趋减少，而服用汉方药或中药制剂的人则日渐增多。传统医药正通过各种形式，不断丰富患者的服用体验。同时，在日本，关于汉方制认证标准也在不断修订完善。日本作为一个长寿国家，汉方医学的作用不可小觑。目前，中西医结合治疗越来越受到重视，两种医学取长补短，将会为人类的健康发挥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