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嫦娥之父”叶培建：向着璀璨星空继续奋斗

云兮

2019年1月3日，中国人自主研制的“嫦娥四号”探测器稳稳降落在月球背面的冯·卡门撞击坑，中国代表全人类首次揭开了古老月背的神秘面纱。“嫦娥四号”成功落月的那一刻，74岁的叶培建走到“嫦娥四号”探测器项目执行总监张熇的身后，对她表示祝贺和鼓励。而作为与叶培建共事多年、亦师亦友的张熇，此刻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两代“嫦娥人”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以后要走的路还很长！”叶培建深有感触地说。诚然，从“嫦娥一号”艰难立项，到“嫦娥四号”究竟去往哪里，叶培建的探月之路，走得并不容易。

怀抱乡愁圆航天梦

“嫦娥奔月”“吴刚伐桂”，数千年来，中国人对问鼎苍穹、登上神秘的月球，充满了梦想和期待。小时候的叶培建就是在外婆和母亲所讲的有关月亮的神话故事中慢慢长大的。读初中的时候，叶培建和母亲在院子里乘凉，对着夜空，他忽然对母亲说：“妈，我以后考大学，就考航空航天专业，我一定要想办法到月亮上去看看，来帮助外婆和您圆这个梦想！”高中毕业时，叶培建的各门功课都很优秀，在填写大学志愿时，父亲对他说：“国家正处于建设时期，很需要理工科人才，你应该立志报效祖国。”在父亲的影响下，叶培建高考报志愿前4个全是有关国防与航空的，但最终意外地被浙江大学无线电系录取。

大学毕业时，叶培建一笔一画地写下自己的分配志愿，首先是黄沙弥漫的酒泉发射基地，其次是热浪逼人的新疆某试验基地，再者海滨的某海军试验基地……为了让祖国不再被别国欺凌，他下定决心要为国家尽己所能。让叶培建没想到的是，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航天部卫星总装厂任技术员，从此真正与航天事业结下不解之缘。在航天部529厂工作时，叶培建从事电学计量工作，主攻数字化仪表。那段时间，他静下心来，一丝不苟地钻研，发表了一些论文，翻译了不少外文资料，还主动讲了几期数字仪表训练班，在当时的军工口电学计量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78年，全国恢复研究生考试，因为早年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叶培建一年三考，全部中榜。

1980年7月，叶培建远赴瑞士纳沙太尔大学理学院微技术研究所留学深造，师从彼兰德尼教授，在此期间，他的认真与执着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瑞士一家报纸曾做过叶培建的专访，报道中提到：“他从不去酒吧，只是偶尔打打乒乓球。他也不太看电影，把周末的时间都用于看书和工作。”当记者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下工夫努力地学习呢？”叶培建说：“中国从那么多人中选派我出来学习，已经为我付出了很多，我知道肩上的担子有多重，我应该努力，以后为国家做些事情。”

1985年5月，叶培建的博士论文完成答辩，7月，他按瑞士的规定再做了一次公开答辩，获得了瑞士科学博士。这时，很多人以为叶培建会留在条件优越的瑞士，但他心里早有答案：“金屋银屋不如自己的茅草屋，中国才是我的家。有了爱国主义精神，人的根就能扎得比较深，心就能够稳。”没有做任何“走与留的思想斗争”，同年8月叶培建就回到了魂牵梦绕的祖国，与他同时回到祖国的还有我国驻瑞士大使馆转给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一份入党申请书。

航天领域的“智多星”

1993年，叶培建任“中国资源二号”卫星有效载荷副总师，开始了他领导卫星研制工程的征程。1996年，他担任了“中国资源二号”卫星的总师兼总指挥。当时，叶培建面对的是一颗全新的、高水平的传输型对地遥感卫星。这颗卫星的技术起点高，研制难度大，在当时是“最大最重，具有最高分辨率、最快传输速率、最高姿态精度、最大存储量”的一颗卫星。重担在肩，诸多挑战似乎压得叶培建有点喘不过气来，但他凭着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不懈的探索精神，勇敢地迎接一个个技术难关的挑战。

“中国资源二号”卫星的有效载荷很大，过去的试验条件不能适应大部件要求。叶培建大胆而科学地提出了改进试验条件的方案，从而保证了试验的质量和产品的安全。他常说：“对质量问题要提倡‘捕风捉影，对技术上的表面现象要能联想到深层次的问题。”他提出卫星进入发射场前要进行可靠性增长试验，把问题彻底解决在地面。他还率先实践了把电测与总体队伍分开的做法，既合理分配资源，又为测试队伍的专业化奠定了基础。

2000年9月～2004年12月，随着“中国资源二号”三颗卫星的成功发射，标志着我国太阳同步轨道卫星研制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在卫星长寿命、高可靠性研制上积累了经验。三星组网的轨道控制相位漂移与位置保持控制措施，也为后续型号卫星组网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也是在这一系列卫星研制中，叶培建看到航天工程带来成就感的同时，也会带来比生命都沉重的责任。

谈及至今对他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责任感，正是2000年发射的“中国资源二号”01星。当年9月1日，卫星发射升空后，绕地球运行顺利，数据传输通畅。叶培建与一批主任设计师坐车从发射基地去往太原机场，准备飞往西安进行后期的监测，他们在车上说说笑笑，心情愉悦，完全没有想到风险的逼近。当大巴车在崎岖山路上行驶时，叶培建接到电话：“叶总，卫星进入第2圈突然失去姿态，原因不明……”“飞了2圈，没信号了，卫星‘丢了。”叶培建回忆，当时脑袋“嗡”的一声，身边同事看他表情严肃，一言不发，也知道大事不妙。不过，他很快冷静下来，找来同在车上的电源系统负责人问他卫星的电池能撑多久，“能撐7个小时”，这7个小时就是留给叶培建为卫星“救命”的时间。他立刻部署大家将精力集中在查找问题上，以便卫星下次经过中国上空时，可以发出指令抢救。

从太原上飞机之前，问题查找已经有了眉目，是地面发出的一条不当指令让卫星姿态发生了变化。随后地面人员编写了抢救程序，当卫星再次过境时，向卫星发出指令，让卫星恢复了姿态。可以说，叶培建是打造中国“智多星”的航天主帅，更是中国航天领域的“智多星”。

谁造“嫦娥”奔广寒

2004年，《世界航空航天博览》刊登的《嫦娥工程——中国的绕月探测工程》，首次向国人披露了我国的探月计划，并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中国实际上很多事情想得都是很早的。探月的设想，早前也有科学家提出过，但当时没有立项。实际上，中国科学院有许多科学家都对月球进行过研究，并有了一些认识和成果。”

在我国的航天工程中，从立项到发射一般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2004年初，我国探月第一期工程批准立项，正式进入实施阶段，叶培建担任“嫦娥一号”卫星总设计师兼总指挥。当年11月19日，绕月探测工程总体由方案设计阶段正式转入初样研制阶段，各分系统相应进入下一工程阶段。2005年12月29日，月球卫星初样完成，正式转入正样生产阶段。叶培建说：“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研制完成，一方面是由于工程立足于现有成熟技术和装备，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航天战线的科研人员具有敢打必胜、雷厉风行的作风。”

叶培建不仅带领“嫦娥一号”任务团队取得了成功，更是凭借面对科研问题不妥协的“直脾气”，成为决定后续“嫦娥”命运的关键人物之一。“嫦娥二号”卫星与“嫦娥一号”同时研制，原本作为其备份，它的研制前景一度存在争议。有人认为，“嫦娥一号”已经成功了，没必要再花钱发射备份星。叶培建站在反对方据理力争，他说：“探月工程并非到此为止，既然研制了这颗卫星，为什么不利用它走得更远？”事实证明，于2010年国庆节发射的“嫦娥二号”作为探月二期工程的先导星，不仅在探月成果上更进一步，还为后续落月任务奠定了基础，并且成功开展了多项拓展试验。因此，当2013年12月2日发射的“嫦娥三号”探测器完成落月任务后，其备份星“嫦娥四号”没有再陷入是否发射的争议，但任务规划仍有分歧。不少人认为，“嫦娥四号”无需冒险，落在月球正面更有把握。叶培建再次反对：“中国探月工程应该走一步跨一步，落到月球背面去，这是个创举。”

如今，“嫦娥四号”已成为人类首个在月球背面实现软着陆的探测器，“玉兔二号”巡视器也已累计行走约290米，它们均已成功完成第10月昼工作，顺利进入第10月夜。对于“嫦娥四号”任务的成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一位专家感叹道：“我们再也不能说中国人只會跟着干了。”为此，叶培建认为，选择航天行业的自豪感非常强——卫星、飞船、导弹，每项事业都是长民族之气，振中国军威。

用“航天梦”托举“中国梦”

近年来，叶培建更多的是站在幕后，默默地为年轻人撑腰，但他的心始终牵挂着我国深空探测。无论是我国即将实施的“嫦娥五号”、火星探测任务，还是规划中的六号、七号、八号任务，乃至未来计划实施的小行星、木星等深空探测任务，都让他十分牵挂。“有人觉得今天看起来探索太空没有用处，但未来的太空权益，我们现在就要开始争取。一个伟大的中国，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然方方面面都要强，要用‘航天梦来托举‘中国梦。”他说，“随着月球采样返回、火星探测、建设空间站等任务的完成，我们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的目标一定会实现。”

2019年9月29日上午，雄壮激昂的《向祖国致敬》乐曲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内回荡。74岁的“嫦娥之父”叶培建快步走到大厅中央，从国家主席习近平手中接过“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奖章。这是对他52年奋斗在航天领域的最大褒奖。“我们本来就是人民培养的，就得为人民、为国家服务。”这一次，包括叶培建在内一共5名科学家在人民大会堂被授予国家荣誉称号“人民科学家”，然而，除探月元老叶培建外，数学家吴文俊、天文学家南仁东、医学家顾方舟、核物理学家程开甲都已在近3年内逝世。叶培建随即低下头，沉默了几秒钟，“同时，我也要替他们多做些事……”

胸怀远大梦想的叶培建，始终脚踏实地，不忘根本。繁忙的工作之余，他总会抽出时间出去演讲、作报告，把航天知识和理念传播给大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拿出一封杭州崇文实验小学学生的信，“在您的讲解中，深奥难懂的航天知识变得那么有趣，浩瀚神秘的宇宙变得那样令人神往……从那天起，我们全校所有的老师和同学都成为了您的‘粉丝。您点燃了很多少先队员心中的航天梦！”他认真地念着信，慈祥的脸上浮现出欣慰与自豪。

（编辑 陆思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