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明梦一场：我读《却将谈笑洗苍凉》

陈晓平

张佩纶

《却将谈笑洗苍凉》，姜鸣著，北京三联，2019

晚清史学者姜鸣独树一帜，其治学方法可学，其文字之美难学。姜鸣新著《却将谈笑洗苍凉——晚清的政局和人物三编》延续前两册的路径，而深度过之，大有斩获，属于一开读就不能放手的佳作。

姜鸣以其晚清海军史专著《龙旗飘扬的舰队》广为人知，之后《天公不语对枯棋》横空出世，摆脱教科书章节体系的束缚，作者的才情得到充分发挥。晚清史研究，史料功夫应为共同底线，姜鸣在此之外，尤其注意利用函札、实地踏勘遗迹、广泛搜集老照片、“以诗证史”，在“回到历史现场”方面攀登到一个新高度。

姜鸣的研究集中于光绪朝数十年的人物和事件。新著以光绪元年英国翻译马嘉理被戕事件开场，穿插1881-1882两年彗星现身北京引起的反应、胡雪岩破产事件分析，以1884年甲申易枢、醇亲王巡阅北洋、“清流”健将张佩纶遭际沉浮为中心展开铺陈，用孙中山伦敦蒙难作结。

“马嘉理事件”引致清廷派出第一个驻外公使，这是中国外交史的分水岭。英国翻译官马嘉理在云南被戕，未能查清主使，但由于发生在中国境内，清廷被迫派遣郭嵩焘前往伦敦“道歉”，郭也以第一个驻外公使而载入史册。派出驻使，等于清廷放弃“天朝上国”的独尊地位，承认各国为平等之国，为近代史重大事件之一。然而，马嘉理被杀究竟由谁主使，一直没有定论。姜鸣深挖中英史料，到中缅边境勘察遗迹，访问故老，重建了对整个事件的叙述，可谓异彩纷呈。至于最终结论如何，暂不“剧透”。

“胡雪岩得享大名，其实与高阳七卷本小说塑造出来的艺术形象直接有关。”从经济史角度看，胡雪岩在开创性上无法与唐廷枢相比；
以“红顶商人”而论，其成绩与盛宣怀有很大差距；
论资产规模，也被张裕葡萄酒创始人张弼士远远抛在后面。只因胡雪岩的起落富有传奇性，作家高阳用生花妙笔让他名闻天下。姜鸣写胡雪岩破产之余，阐发了一些重要的见解：清廷对胡雪岩破产的处理方式非常陈腐，采取的是直接返回古代的方式，官场对近代经济、近代金融毫无认识。

1884年慈禧罢免全班军机大臣，史称“甲申易枢”，之前学界对这一重大事件的研究不够深入，主要原因是史料不足。姜鸣利用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等新出史料，抽丝剥茧，层层递进，还原了事件的全过程，可谓精彩纷呈。以往的野史笔记多将此事归因于孙毓汶与醇亲王的谋划，高阳对此作了不可靠的猜测，流传甚广。姜鸣考定孙毓汶在易枢之前奉旨赴外省查办事件，一直在外面呆了八个多月，不可能参与事件的策划，罢免全班军机出于慈禧决策。

“甲申易枢”的实质，是慈禧利用左庶子盛昱批评军机处的奏折，搞突然袭击，以罢免全班军机方式斥逐恭亲王，以便乾纲独断。盛昱弹劾军机的起因却甚微细。张佩纶得罪两广总督张树声，张树声一派的王仁东撺掇盛昱攻击张佩纶，盛昱遂参劾张佩纶滥保唐炯、徐延旭，连带追究军机大臣责任。谁知慈禧将奏折留中，长考数日，召见醇亲王（光绪帝生父），秘密定计，霹雳一声，震惊中外。整个过程环环相扣，姜鸣一一加以剖明，允称“大制作”，其全过程之起承转合，此处不拟细说。

张佩纶作为光绪朝初年的“清流”中坚，抨击权贵、数数建言，声名盖过张之洞。光绪十年（1884）张之洞从山西巡抚升任两广总督，重用冯子材，调和众将，组织军需，造就次年的镇南关大捷、谅山大捷，一生功业奠基于此。张佩纶会办福建海防，因马江之败而坠入深渊，从此一蹶不振。“二张”由此分途。姜鸣对战败责任作了深入剖析，认为张佩纶个人的责任并不大。他被弹劾以致遭到流放，应是各方合力所致。

姜鸣很早就开始研究张佩纶，近年更整理出版了《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新著除甲申易枢一篇，另外用4篇文字描述张佩纶流放生涯、婚姻生活、子嗣寿夭、与李鸿章长子李经方的冲突。张佩纶为人有许多可爱之处，姜鸣对他有些偏爱，对其缺点避而不谈。

在当日，虽然张佩纶、张之洞以“二张”并称，两人还是直隶同乡（丰润、南皮），然而与张佩纶交情最深的，却是福建闽县陈宝琛。书名“却将谈笑洗苍凉”，正是两人最后一次把晤，在上海同住三宿，陈宝琛留别诗的首句，下句则是“三夜分明梦一场”。作为最为相契的挚友，陈宝琛对他的致败之由看得十分透彻。1884年10月13日，陈宝琛致电张之洞，指出张佩纶“以傲招谤”（《张文襄公（未刊）电稿》第11册第5105页），最能得当时情实。

1882年李鸿章丁母忧回老家，由同属淮系的张树声署直隶总督。张树声欣赏张佩纶的才华，有意把他调到身边，完全出于善意。张佩纶与李鸿章深相结纳，未予同意。张树声以为只是客气，贸然入奏，太过鲁莽。张佩纶的反应太过激，他授意陈宝琛弹劾张树声擅调天子近臣，使之受到罚俸处分，颜面尽失，双方自此结下了梁子。李鸿章当时已看出张佩纶傲气逼人，终将惹祸，劝他“少敛锋锷，以养和平之福。”

到马江战败，张树声一派的王仁东兄弟立即报复，鼓动闽籍人士力攻张佩纶，闽浙总督何璟、福州将军穆图善、福建巡抚张兆栋急于卸责，新上台的醇亲王也对他不满，多方势力一起倾陷，卒至遣戍军台。流放归来，张佩纶做了李鸿章女婿，收获了一份圆满爱情。此前，张佩纶曾说过“清流”与“洋务”各有门面。如今，“清流”代表入赘“洋务”领袖，等于亲手把“清流”埋葬。

张佩纶殊乏知人之明。中法战争初期兵败越南的广西巡抚徐延旭、云南巡抚唐炯，都经由张佩纶极力推荐获得升授。冯子材与李鸿章不和，张佩纶即极力附和，阻止重

用。若非张之洞心有定见，起用冯子材，中法战争结果殊难逆料。

张佩纶之“傲”，另有一事可证。1900-1901年李鸿章主持议和时，张佩纶曾应召入京协助三个月，而后突然离开，以致老丈人去世时未能在身边奉侍。陈勇勤指出他突然离京，“完全是因为他对督办政务处有关人事安排的反感心态所致。”具体来说，领班军机大臣荣禄对张佩纶素有好感，安排他在新设立的督办政务处“襄助”，居于同列的人员，有御史于式枚、候补道孙宝琦，“官衔均不高，而张佩纶一度官至总理衙门大臣，‘生性自负加上不俗的资历，‘显然决定了其不甘心与于、孙二人平起平坐。”（转引自戴海斌：《晚清人物丛考二编》第686页）李鸿章对他进入督办政务处十分欣喜，“谓可徐图大用”。张佩纶则觉得跟资浅人员同列是一种侮辱，缺乏能屈能伸的雅量。这种心态，宜乎其一蹶不振。

在光绪朝这个进退失据的时期，新兴力量已在地平线上升起，这就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1896年，当驻英公使龚照瑗设局引诱孙中山进入使馆加以拘禁的时候，他纯粹是忠字当头，立功心切，没有想到此举反过来塑造了孙中山的革命领袖形象，加速了清朝灭亡。在此之前，各地会党起事络绎不绝，但由于缺乏“共主”，始终不能成事。龚照瑗绑架孙中山失败，无意中把他塑造成反清力量的“天下共主”，随着《伦敦被难记》一书广泛流行，当同盟会成立的时候，孙中山的领袖地位已无可撼动。姜鸣获得难得的机会，得以周游中国驻英大使馆，进入孙中山蒙难纪念室凭吊，系统地爬梳了中国驻英大使馆的沿革，弥补了黄宇和研究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