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观《三国演义》与瘟疫

邢楷

新型冠状病毒来势汹汹，短时间内就造成了大规模的人员感染。不过这并非人类第一次面对传染病，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传染性疾病其实古已有之，甚至可以说人类的发展史也是人类与传染病作斗争的历史，曾经辉煌的文明比如罗马文明、玛雅文明、印加文明、海上的波利尼西亚文明等，其消亡都与瘟疫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传染病旧时被称作“瘟疫”，在中国古代，“瘟”和“疫”有些许差别：“瘟”，从昷，昷亦声，“昷”意为“热”“暖”，“疒”与“昷”联合起来表示“热病”，是指带有体温升高即发烧症状的流行性传染病；
而“疫”是形声字，疒（nè）为形，役为声，役有驱使之义，古人误以为瘟疫是神鬼驱使而成的，故有“疫鬼”“瘟神”等说法。《说文》中解释“疫”为“民皆疾也”，疫其实就是急性传染病流行的通称。《国语》《春秋》《左传》《史记》《汉书》以及各朝正史的“五行志”中都有关于瘟疫流行传播和防治的文献记载。

历史上的瘟疫多发生于战乱频仍的年代，战乱导致大规模人口损失和大范围人口迁徙，这都给瘟疫的滋生提供了土壤。据史书记载，东汉桓帝时大疫三次，灵帝时大疫五次，献帝建安年间疫病流行更甚。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以致造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作为描写三国历史的文学巨著，《三国演义》虽然没有正面描写，但疫情还是对《三国演义》的情节发展产生了影响。

·张角起兵与中平元年之疫·

在《三国演义》的第一回中，瘟疫就对情节的发展产生了影响。东汉末年农民起义军“黄巾军”的首领张角本是一名“不第秀才”，一日入山采药时遇到了一位自称“南华老仙”的老者并从其手中获得了三卷名为《太平要术》的天书，张角通过这三卷天书学会了呼风唤雨、施符念咒的本事。而促成黄巾起义的一大因素就是中平元年的瘟疫。《三国演义》载：“中平元年正月内，疫气流行，张角散施符水，为人治病，自称‘大贤良师。角有徒弟五百余人，云游四方，皆能书符念咒。”张角即凭借自身法术，趁中平元年之疫广收门徒、医行天下，收揽民心，同时也为黄巾军攒下了最原始的班底，《三国演义》云：“张角闻知事露，星夜举兵……四方百姓，裹黄巾从张角反者四五十万。”

黄巾军起义汉撼动了东汉的统治根基，为天下三分埋下了伏笔，同时官府为征讨黄巾军而发榜募兵也直接导致了刘、关、张三人相识、结义，进而才有了《三国演义》后面的情节。

·血吸虫与曹军之败·

赤壁之战是中国古代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也是《三国演义》的重头戏。曹操在统一北方后本计划一举南下，完成统一，而孙刘联军凭“天时（战斗当夜起东风）、地利（孙刘联军熟悉水土）、人和（吴军擅水战）”取得了战斗的胜利。此役孙刘联军取胜的原因有很多，既有孙刘联军兵不厌诈的计谋，也有曹军舰船首尾相连的错误战术，其实还有一点原因很容易被忽略，即曹军中当时流行起了传染病，本就水土不服且不擅水战的曹军，战斗力进一步被疾病削弱。关于这一点，《三国演义》为了突出以少胜多的效果，刻意弱化了其影响，只在周瑜分析形势时说“驱中国士卒，远涉江湖，不服水土，多生疾病”，这也只是一种推测；
后来庞统献计时又提到“操军因不服水土，俱生呕吐之疾，多有死者”，并没有强调这种非战斗减员对战役的影响。但在《资治通鉴》《三国志》等史书中对曹军当时面临的疾患问题却均有提及。《资治通鉴》记载，在赤壁之战前，周瑜即对孙权说道：“操舍鞍马，使舟楫，与吴越争衡。今又盛寒，马无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至战斗将打响之时，果不其然曹军中的疫情已经蔓延开来：“时曹军众，已有疾疫。初一交战，操军不利，引次江北”，即由于曹军中瘟疫蔓延，导致初战不利，退回长江以北。此后才有黄盖诈降、火烧连营的赤壁之战。火攻使得曹军“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加上瘟疫带来的死亡，曹操最终落得败走华容道、军士死伤大半的结局。

当时在曹营中暴发的究竟是什么传染病呢？史书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不过在赤壁之战之前300多年，赤壁一带就有血吸虫病广泛流行。血吸虫的易感群体为青壮年的农民、渔民，1972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西汉女尸及1975年在湖北江陵出土的西汉男尸内均发现了大量典型的血吸虫卵，而该墓主历经千年尸身未腐，可见该墓并非普通百姓或小官吏之墓，而应是达官贵人之墓。古代深居幽阁的达官贵人竟也感染上了血吸虫病，可见其流行之广了。曹军将士是北方人，来自非血吸虫病疫区，很容易感染，而且往往呈急性发作，危害十分严重。赤壁一带，历史上是云梦大泽，至近代仍是全国血吸虫病重灾区。而一江之隔的吴军大部分是南方人，对防范血吸虫经验更为丰富，因此疫情只发生在了曹军一侧。

血吸虫被基本消灭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1958年7月1日，毛主席得知江西省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后激动不已、徹夜难眠，感慨和热忱化作了《送瘟神》两首。其一云：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首句用“华佗”，自然因为他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医生，但似乎也可以认为是对华佗所处的三国时代的表述。

其二云：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诗歌在表达毛主席对人民消除病患的喜悦之外，还包含有另外一层内涵。血吸虫在中国历史上流传了几千年，治而不绝，直到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中国实现了解放，人民所面临的急性传染病才真正被重视、被解决，即只有在“六亿神州尽舜尧”的条件下，我们才有可能以“纸船明烛照天烧”来为瘟神送行。诗词当然也引发我们思考，该怎样创造和保持“六亿神州尽舜尧”的人间奇迹呢？

·“丁酉大疫”与名士之死·

前文提及三国时期暴发的瘟疫远不止赤壁之战中的这一次，在赤壁之战曹军内部蔓延瘟疫之后第九年，即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华夏大地上还曾暴发过另外一次严重的疫情，由于这一年是农历丁酉年，因此这次瘟疫史称“丁酉大疫”。曹植曾作《说疫气》记载如此当时的情况：“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即每家每户都有因感染疫情而离世的人，足见当时疫情之凶猛。当时民间百姓普遍流传着疫情为鬼神作祟的说法，于是纷纷在家中张贴符咒以求躲避疫鬼瘟神，曹植在《说疫气》中还对此进行了批驳：“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这也体现出曹植朴素的唯物论观点。

“丁酉大疫”起于曹魏，后大范圍蔓延，给当时的曹魏政权造成了一定的人才损失。“建安七子”中的王粲去世时间是在建安二十二年，是在随曹操南征孙权北还途中因病去世，此时瘟疫已从曹魏蔓延至南方，根据去世时间及行进路线基本可以推断王粲有很大可能是感染这场疫情而亡，其后，“建安七子”中复有四人因瘟疫而死。丁酉次年，魏王世子曹丕给吴质写信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这其中的“徐、陈、应、刘”即“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四人，而孔融已于公元208年被曹操所杀，阮瑀212年已亡，可以说正是这场瘟疫，让“建安七子”正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除曹魏政权受到这场瘟疫的影响外，孙吴政权也未能幸免。在赤壁之战中为联通蜀、吴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鲁肃同样于建安二十二年病世，时年46岁。三年后，鲁肃的接班人、一直病痛缠身的东吴名将吕蒙和他的战友蒋钦、孙皎携手因病步入了黄泉。《三国演义》中为了增加情节的趣味性和人物的传奇色彩，将吕蒙之死描述为关羽索命，实际上或许并非如此，虽然史籍中并未明确指明他们三人的病因，但是由于此时暴发于曹魏的“丁酉大疫”正在肆虐，曹操南征又将疫情带入了孙吴之地，这三位名士之死或许也与这场疫情有关。又过了两年，刘备在夷陵之战中败于陆逊，此时曹丕颇欲趁机取利，派兵南下，《三国演义》云：“时值夏天，大疫流行，马步军十死六七，遂引军回洛阳。”《三国志》对这段历史的记载是：

帝自许昌南征，诸军兵并进，权临江拒守……四年春正月……筑南巡台于宛。三月丙申，行自宛还洛阳宫。癸卯，月犯心中央大星。丁未，大司马曹仁薨。是月大疫。

此可以合理联想，南征孙吴的魏军遇到的那场“大疫”或许也是以此为背景的。

·张仲景与《伤寒杂病论》·

这场蔓延南北、收走了诸多名人的瘟疫究竟是什么病？谈到这里就必须要提一位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又带有一定传奇色彩的医学家——张机。

张机字仲景，生于东汉末年。传说张仲景出生时，张氏家族是个很庞大的家族，按《中国医籍考》的说法：“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即张氏家族中有二百余人。自建安初年开始，不到十年间，族内有三分之二的人因患疫症而死亡。因此张仲景下定决心学医，潜心研究瘟疫的诊治，后他行医游历各地，一方面将自己治疗瘟疫的理论付诸实践，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最终写成了《伤寒杂病论》。

不过张仲景其人又有传奇之处，按史书编撰的惯例，张仲景医学成就如此突出，本应在史籍中单独作传，但《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史籍甚至并未记载关于他的只言片语，张仲景的生平等更多是来自于中医典籍中的传说。有一种说法认为历史上并没有张仲景其人，因为《中国医籍考》中有一篇《伤寒杂病论·序》，落款为“汉长沙太守南阳张机”，可是根据地方志，东汉历史上担任长沙太守的并无张机此人。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张仲景及《伤寒杂病论》的影响是在很多年后才逐渐形成，正因如此，《伤寒杂病论》今已失传，经后人整理也仅留下了《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册。不论是否确有张仲景其人，“丁酉大疫”是客观存在的，《伤寒杂病论》也确是成书于东汉末年，由此推断那场给曹魏政权和孙吴政权带来诸多人才损失的“丁酉大疫”就应该是张仲景穷极毕生精力所研究的疾病——伤寒。

瘟疫不同于普通疾病，其猛烈的传染性使其在短时间内能对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一旦处理不当，就很可能造成重大的社会财产损失和人口损失，防控不当的大型疫情甚至会影响历史的进程，《三国演义》是如此，历史和今天亦是如此。与此同时，随着瘟疫的暴发，数量陡增的病患极大考验着一个国家的应急反应能力、公共服务能力、资源调配能力，也极大地考验着人民的公益心和凝聚力。21世纪的中国已不是第一次面对如此凶悍的疫情，当病毒又一次袭来之时，我们应当反思，我们从历史上，特别是17年前的那场大疫中吸取了多少经验和教训？历史是有记忆的，创造历史的人是否也都有好的记忆力呢？眼下，我们抗击新冠病毒正在迎来艰苦的胜利，越是此时，理性和清醒越不可缺失。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