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骤雨》之后的《山乡巨变》

邓玉环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丰收期，作品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广度、人物形象塑造及艺术风格的探索上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周立波发表于1958-1960年间的《山乡巨变》是《暴风骤雨》的续篇，小说描写了湖南一个僻静山乡实现农业合作化所经历的复杂斗争和发生的变化。小说分上下篇，上篇写1955年清溪乡建立农村初级社的过程和乡村变化，下篇则是写1956年高级社成立后斗争的深入和合作社的巩固发展，这是继农村土地改革后又一次规模宏大的历史变革。

/壹/

周立波是一个对革命有着高度认同感的作家，小说始终充满着高昂积极的革命热情，但在创作《山乡巨变》时，他扎根于家乡湖南乡村，带着对乡土最深沉热烈的情感，不仅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直面现实，而且艺术个性鲜明地书写了“非意识形态”的民间景象。经过60年风雨洗礼，这部长篇小说于2019年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山乡巨变》鲜明的时代性和政治意识形态因素并没有影响其典藏价值，它就像一树绽放在乡野沃土中清幽的“茶子花”，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读者，历久弥新。

时隔60年重读《山乡巨变》，年轻一代读者首先须回到历史现场，了解新中国成立之初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政策，否则会对小说人物的精神追求、思想感情、心理状态产生“隔膜”，价值判断失据。农业合作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各种互助合作的形式，把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农业经济，改造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农业合作经济的过程。这一社会变革的结果是完成了由农民个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转变，土地公有，消除了产生剥削制度的经济基础，避免了两级分化；
促进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农业机械化；
在低水平上保证了城乡人民对农产品的需要，为国家工业化作出了贡献。可以说农业合作化在历史上作用功不可没。

波澜壮阔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触及了乡村的每一个角落，也引发了巨大的矛盾冲突，每个人的内心都受到时代风云的激荡。宣传鼓动农民加入合作社、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偏僻山乡农民的封建思想、私有观念根深蒂固，受知识水平和眼界所限，对国家政策缺少认识，包括谢庆元为代表的老党员也因前期互助组出现的一些问题，对合作社心存疑虑。担心进合作社吃亏的中农王菊生、张桂秋等人迟迟不肯入社，还有一小撮隐藏的敌对分子不甘心失败，想方设法造谣破坏，合作化运动遇到重重阻力。邓秀梅、李月辉、刘雨生为代表的优秀党员干部深入群众宣传发动，对落后分子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挫败了敌对分子的破坏活动，合作社最终赢得了秋季丰收。

《山乡巨变》善于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塑造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邓秀梅、李月辉和刘雨生都是党的优秀干部，但各有各的特点。邓秀梅冷静镇定、头脑清晰，做事干脆利落、果敢有侠气，特别同情关心妇女，也有年轻女性的性格特点。李月辉性格温和、行事稳重、人情味浓，很多棘手的事情在他那里都得到转圜缓冲，是具有丰富经验和高情商的基层干部代表。常青农业社社长刘雨生则性格比较刚直，他舍生忘死，铁面无私，工作中勇挑重担，情感上又受到离婚打击，但他对党和人民始终忠诚无二，他奋不顾身堵水管，动员爱人献肥猪，耐心说服菊咬筋入社，粉碎反动人物龚子元的密谋武装。在他身上，农民的诚实“本真”与共产党员“只许争先”的精神品格结合在一起，铮铮铁汉令人钦佩。

周立波作为站在时代立场上的知识分子，还成功塑造了众多的“中间人物”，如老脑筋的贫农陈先晋、盛佑亭（绰号“亭面糊”），私心重的中农王菊生、张桂秋、符贱庚，立场不坚定的党员谢庆元等，写出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些人虽然有缺点和不足，但作者从“民间的角度写出了他们身上纯朴的人性，给予他们善良的同情”（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P39）。小说中诙谐幽默的“亭面糊”这一典型形象取得了巨大成功，甚至被赞誉为文学史上的“第二个阿Q”；
谢庆元不是一个先进的党员干部，但他是种田好手，不歧视妇女，夫妻和睦。因为龚子元堂客故意挑拨，谢庆元夫妻反目成仇，在工作生活双重压力下，谢庆元竟然想不开寻短见，小说合情合理地剖析人物心理纠葛，获得了读者对他的同情和谅解；
泼辣积极的盛淑君、性情急躁的陈大春、调皮机灵的盛清明等可爱的年轻人形象也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周立波以宽阔的胸怀深深地理解和包容着他笔下的人物，赋予他们鲜活的生命，仿佛用笔描画了一幅超级现实主义风格的人物群像，那么高清逼真、血肉丰满、生机勃勃。

/贰/

《山乡巨变》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继承中国古典小说讲故事传统，将合作化运动开展过程叙述得一波三折。工作困难、情感冲突、敌我矛盾，精彩的故事一个连着一个，读起来引人入胜、欲罢不能。虽然小说中政治主流意识存在不可避免，但鲜活的人物、精彩的故事、丰富的民俗、真实的生活细节、优美的景物描写起到了重要的弥补作用。周立波观察力强，熟悉农村生活，小说不厌其烦地描写了农民驾牛犁地、播种插秧、挖泥肥田、抢收稻谷，妇女们在家里洗衣做饭、浇菜洒扫、烧茶待客、缝纫编筐的每一项劳动过程。小说饶有兴致地描述农民们编草鞋、抽烟袋、打嘴仗、喝酒聊天等生活细节，有滋有味、细细密密地展示民俗风情，工笔描画乡土生活画卷。这种高度还原现实真实性的写作带来一种纤毫毕现、精细入微的画面感，读之令人叹为观止。创作来源于生活，周立波說过，一个作家应该不断扩大自己的生活圈子，而且要“汗爬水流”地和群众一起劳作，深刻地体会他们的感情，研究他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和语言，他的创作源泉，就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克里左左夫：《〈山乡巨变〉正篇俄译本译者序言》，《周立波研究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P458）。

作家擅长讲故事，故事讲得简洁明了、通俗易懂，细致入微的生活细节、恰当的叙事节奏使读者产生阅读的愉悦感。小说细节描写功力一流，例如盛淑君和陈雪春匆忙向李月辉汇报龚子元和张桂秋的动向，小说这样写道：

“有么子事呀，你们两位这样冒冒失失的？”小房间里，灯光底下，李月辉正在跟刘雨生商量口粮的标准，看见两人冲进来，这样忙问。因推门过急，门板鼓起的气浪，把煤油灯盏的烟焰吹得一摇一晃的。

事件紧急，两位姑娘的心情也非常焦急，然而小说在前面已经细致叙述了事情的原委，此时重心转向了生动再现姑娘们汇报时有趣的小细节。盛淑君复述：

“秋丝瓜说：‘我想托付贱庚在株洲找点事情，”

“他是说的‘托我妹夫。”陈雪春连忙纠正。

“那不一样？”盛淑君看她的姑娘一眼。

“汇报应该一个字不差。”

“龚子元还说了什么？”李月辉问。

“还说：你敢，没有得到我允许，你离开试试！”

煤油灯盏的烟焰被风吹得摇晃，盛淑君汇报时陈雪春的较真，这些小细节的插入让紧张的叙事节奏放缓，读者神经得到适当放松，故事节奏从容不迫张弛有度。人物的语气神态真切如在眼前，细节描写增强了小说故事的趣味性，也衬托出了人物個性。这种工笔细描式的、精彩的动作、语言、心理描写贯穿整个上下篇，支撑、丰满了小说宏大的叙事架构。

有学者把周立波及其影响下的湖南乡土文学称之为“茶子花派”，这一流派既强调对时代风云和社会变革的记录，更强调对自然风光、历史传统，特别是南方农村的节令习俗、婚丧嫁娶、迷信禁忌等民俗风情的表现。《山乡巨变》中处处浸染着多姿多彩的民间文化，小说中有对农村过春节“封财门”“接财神”节日风俗的描写，还有婚丧嫁娶民风习俗的详细记载，一整套婚俗如“哭嫁”“送亲”“婚礼”“闹房”“听壁脚”等都写进了作品，但读之绝不给人庸俗之感。

/叁/

民间文艺因素是意识形态之外的叙事亮点，时常成为情节发展的“润滑剂”。例如在一次开会时，付贱庚在别人的挑拨下和陈大春发生口角冲突，剑拔弩张之时，会议室隔壁却传来亭面糊睡觉的呼噜声——紧张的政治场面被这一戏剧性情节消解为具有民间喜剧色彩的生活场面。亭面糊被邓秀梅指派去龚子元家进行监督，却因贪酒而糊里糊涂忘记使命。湘楚地区民风古朴，尚鬼信神，谢庆元吃水莽藤寻短见，亭面糊认为他一定是冒犯了什么神灵或禁忌，于是热心地、不厌其烦地追问谢庆元：“你在堂客晒小衣的竹竿底下过过身吗？”“你用女脚盆洗过澡没有？”“两公婆打架，你挨过她的鞋底吧？”……这番不着边际的追问让人忍俊不禁，产生了民间喜剧效果。民俗风情、民间文艺因素是文学作品焕发艺术生命力的根源。

“茶子花”派将乡土化与诗意化相结合，风格细腻明丽、含蓄质朴。周立波是驾驭语言的巨匠，《山乡巨变》语言洗练流畅、干净自然，所描绘的湖南山村乡风水色清丽俊美，例如描写雨天山村景色：

远远望去，塅里一片灰蒙蒙；
远的山被雨雾遮掩，变得朦胧了，只有两三处白雾稀薄的地方，露出了些微的青黛。近的山，在大雨里，显出青翠欲滴的可爱的清新。家家屋顶上，一缕一缕灰白的炊烟，在风里飘展，在雨里闪耀。

小说运用了大量的湖南方言土语，人物对话幽默风趣，含蓄传神，富有浓郁的地方色彩，乡土生活气息浓厚。虽然有人指出小说中的方言俚语过多，但对作家来说一定是有意为之，因为，非如此不能畅快淋漓、原汁原味地再现家乡生活场景，对熟悉方言的读者而言，风趣生动的乡音是最欢快悦耳的民歌，最能唤起藏在血液里的乡情。小说虽用方言写作，但能做到雅俗共存，俗处仿佛闻得到乡间的牛粪和泥土味，雅处能见作家被古典文学熏陶出来审美蕴味。

《山乡巨变》将生活与时代紧密结合起来，读者看到了乡村生活最为亲切、真实的面貌。正如陈思和说，“作家拥有独立的精神立场，他把对时代某种精神现象的思考融化到个人独特的经验中去，或者说，以作家对时代敏锐而强烈的个人感受，包容以致消化了时代主题。”清幽茶子香，浓浓乡土情，周立波成功地以其鲜明的艺术个性，“从自然、明静、朴素的民间日常生活中开拓出一个与严峻急切的政治空间完全不同的审美艺术空间”。这正是《山乡巨变》能够超越时代局限，得以经典永流传的原因所在。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