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与“抑遏蔽掩”之美

刘宁

北宋苏洵对韩愈古文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评价：

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近视。（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

很多深入韩文三昧的人，也从各种角度回应苏洵的见解。明代茅坤认为韩文浑涵，胜过“卓荦峭直处，太露气岸”的柳文（《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十九）；
清代文论家储欣称赞韩文“俯仰呼应处，深意顿挫”（《唐宋八大家类选》卷十）；
余诚则认为韩愈“笔意曲折浑涵，绝不轻露”（《古文释义》）。

/壹/

苏洵所谓“抑遏蔽掩”，究竟具有怎样的内涵，为什么后世论者以此为韩文妙境而倾心不已？力大思雄的韩文，有着长江大河一样奔涌的气势，这条大河又在什么意义上，让人感到深沉与含藏？这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事实上，诚如历代论者所言，如果没有这种深沉而徒逞气势，韩文就不成其为韩文，就不会成为有着强烈感染力、深受推重的文章典范。

“抑遏蔽掩”的特点是“不使自露”，这意味着锋芒的收敛与含藏，然而韩愈的文章其实是很有不平之气的，他把自己的不少作品称为“感激、怨怼、奇怪之辞”（《上宰相书》）。他为自己与天下志存古道之士的有才无位而愤郁、而不平。《进学解》《送穷文》两篇“是最典型的代表。此外，他的许多书、序、墓志铭、祭文、厅壁记等，也常书写志士坎坷之悲。表面上看，这种不平之气，似乎是对《离骚》失路之悲、不遇之叹的继承；
但仔细体会，两者还是有显著的不同。屈原对自己忠心被谤，怀才失位的遭遇表达了强烈的不满。《离骚》，对谗毁之小人有着无比的憎恨与愤怒。诗意激扬澎湃，锋芒毕露。然而韩愈的不平之鸣，却常常出之以吞抑的笔墨。他的《进学解》全从自嘲落笔，说自己“学虽勤而不由其统，行虽修而不显于众”，感叹自己能过上“月费俸钱，日糜廪粟，……乘马从徒，安坐而食”的生活，就足以庆幸，决不敢有什么非分之想。在《送穷文》中，他刻画穷鬼纠缠自己的无赖之状，道尽对其驱而难去的窘迫：

凡此五鬼，为吾五患。饥我寒我，兴讹造讪。能使我迷，人莫能间。朝悔其行，暮已复然。蝇营狗苟，驱去复还。

这些自嘲的笔墨，迥异于屈原自述身之察察的自信笔致。韩愈还有许多狼狈无助的身世之叹，例如《答李翱书》云：

仆在京城八九年，无所取资，日求于人，以度时月。当时行之不觉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当痛之时，不知何能自处也。……嗟乎，子之责我诚是也，爱我诚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自尧舜已来，士有不遇者乎？无也。子独安能使我洁清不污，而处其所可乐哉？非不愿为子之所云者，力不足势不便故也。

面对李翱这位最好的朋友，韩愈道尽自己的无能、无力与无助。这个汩没于人生世路、难以“洁清不污”的诗人形象，完全不似屈原那样高洁孤傲、纤尘不染。当然，如此的自嘲、自叹之语中，还是有着奇崛不平之气，是以自嘲来嘲世，然而笔意的曲折顿挫，让愤激的锋芒变得沉郁。

/贰/

要进一步理解韩文锋芒的含藏，就要特別体会他申发“不平则鸣”之说的《送孟东野序》。这篇为孟郊鸣不平的文章，其立意取向和楚辞也是颇为不同的。孟郊50岁方才科举及第，不久被任命为溧阳尉，他带着难以排遣的失意即将赴任，临行之际，韩愈以此文来劝慰他。如果用《离骚》式的笔法，这样一篇文字，往往会直斥谗佞之当道，感愤有司之不公，但韩愈全不措意于此，而是气势磅礴地申发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一段宏大的议论：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
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
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文中的“不平则鸣”，究竟是专指坎懔愁怨、愤激不平，还是既包括愤激愁怨，也包括“鸣国家之盛”的欢乐之鸣，历来论者颇有争议。持前一种观点的，如何焯在《义门读书记》中说：“吾终疑‘不平则鸣四字与圣贤善鸣及鸣国家之盛处，终不能包含。”持后一种观点的，以钱锺书为代表，他说：“韩愈的‘不平和‘牢骚不平并不相等，它不但指愤郁，也包含欢乐在内。”（《七缀集·诗可以怨》）前一种观点有很大影响，但如果从行文本身来看，显然后一种观点更符合文义，韩愈并没有明确将欢乐之鸣排除在外。这就引出一个问题，既然韩愈写作此文的目的是宽慰孟郊心中的愁闷，那么他在开篇长篇铺叙这一段喜忧兼具的不平则鸣，其间所包含的“欢乐之鸣”岂非离题和冗赘？有学者就对此表达过疑惑，认为这么一大段议论，游离了为孟郊失意之悲而感愤的主旨，是韩文立论有失严谨之处。（参见周振甫《怎样学习古文》）

其实，韩愈文中所说的“不平则鸣”，不过是对人心兴发感动、触物起情这一传统的认识，做了别致新颖的表达。无论愤激还是欢乐，都会让人心动而鸣。韩愈是要以宇宙万物兴发感动这种普遍的现象，来树立高绝而神圣的天命，其不局限于愁怨而着眼于万物兴感的常情与一般，正体现出立论的宏大。他认为，志士的价值在于与天命相合。他所希望于孟郊的，是要将个人安顿在这个伟大的天命之下。韩愈不无傲岸地指出，在历史上，只有最优秀的人，才最善鸣，也才最能体现天命，而魏晋以下之人，“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自然去天命愈远，而孟郊虽然是一介寒士，但他是善鸣者，在他身上体现着伟大的天命。文章没有斤斤于牢骚怨艾之辞，而是从宏大的天命立论，以纵横开阔的笔墨概括古今善鸣者的伟大价值，只在结尾处以“东野之仕于江南也，有若不释然者”，将孟郊的失意，在看似不经意间，一笔带过。韩愈要用伟大的天命来激励孟郊，令其心胸恢廓而淡然于一时的得失。钱基博对此文有一个极为精妙的点评：

凭空发论，妙远不测，如入汉武帝建章宫、隋炀帝迷楼，千门万户，不知所出；
而正事正意，止瞥然一见，在空际荡漾，恍若大海中日影，空中雷声。

在钱氏看来，宽慰孟郊之愁怨，这是此文的“正事正意”，然而韩愈没有斤斤于此。他对“不平则鸣”的磅礴议论，全然着眼于天道之常，其树立天命的高绝立意，“如入汉武帝建章宫、隋炀帝迷楼，千门万户”，广大开阔。这就形成了“不怨之怨”的独特笔致，易楚骚之激越而为抑遏深沉。

/叁/

韩愈古文之深意顿挫，还体现在命意的委婉。其千古传诵的名篇《送董邵南序》，就是其中最值得玩味者。董邵南科举坎坷，人生陷入困境，不得不远赴河北投靠藩镇以求得进身之路。河北藩镇对中央朝廷怀有异心，从忠于唐王室的角度来讲，董的做法显然是有问题的，其选择的不妥与失当，显而易见。韩愈完全可以对他直接加以劝阻和批评。然而这篇临别赠序，却完全没有简单地从讥责落笔。其行文非但没有一句批评，反而一步步劝勉鼓励，但在劝行中，则暗寓规谏和阻拦。吴楚才、吴调侯称此文“仅百十余字，而有无限开阖，无限变化，无限含蓄”。（《古文观止》卷八）其开阖变化处，就在于明送而暗留。那么，韩愈靠什么来挽留董呢？清人林云铭说：“通篇以‘风俗与化移易句为上下过脉，而以‘古今二字呼应，曲尽吞吐之妙。”（《古文析义》初编卷四）这个看法注意到韩愈用河北风俗的变化，来提醒董邵南不要一意孤行，不要对河北抱不切实际的幻想。然而以“古今”勾连意脉还只是形式上的巧妙，韩愈的深刻用心，其实是在着眼于董邵南之为豪杰的立意。

文章开篇说：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

韩愈没有把董邵南视为一个仅仅到河北去谋求仕途出路的落魄士子，而是将其视为 “怀抱利器”、身负才识的豪杰之士。董希望奔赴的河北，则是“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的豪杰之地。豪杰之士而到豪杰之地，韩愈相信他一定会遇到知音、改变际遇。然而文章进一步从古今变化落笔，疑虑燕、赵作为豪杰之地，是否早已不复往昔。这种从豪杰之士落笔的立意，正大而委婉，它没有将董邵南远赴河北的行为视为一种功名利禄的寻求，而是看到其中英雄落魄的失意与无奈。韩愈深知，功名利禄之徒，不会以投靠藩镇为耻，而只有道义为守的豪杰之士，才会懂得去就与操守。他写作此文，就是要唤起董邵南心中的豪杰之气。他相信作为豪杰的董邵南，一旦他看到今之燕、赵早已不复往昔，一定会幡然悔悟。文章最后一段，更直接点出豪杰之士当报效朝廷的命意：

吾因子有所感矣。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为我谢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文章对董的河北之行，一步步写来，皆是劝勉，而劝勉的种种，其实都是在一步步唤醒其心中的豪杰之气，盼其能以豪杰自立而省悟自己此行之不妥。如此委婉的规谏，显然已不仅仅是辞章布局的巧妙，而是与董邵南在精神上以豪杰相待而期其自省的良苦用心。

韩文澎湃激情中的沉郁，还表现在深沉的自责与自律。他的《祭十二郎文》就饱含深深的自责。因游宦在外，韩愈对老成生病的情况没能及时了解，更没有料到老成如此年轻，竟然这么快就撒手人寰。老成于贞元十九年（803）去世。韩愈从贞元二年到长安求仕，至此已经在仕进之路上奔波十几年，饱经坎坷，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在痛失亲人的巨大悲痛中，他没有一味倾泻怀才不遇、人生失意的愤激，而是为自己没能照顾好老成而深深自责：

呜呼！汝病吾不知时，汝殁吾不知日，生不能相养以共居，殁不能抚汝以尽哀。敛不凭其棺，窆不临其穴，吾行负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与汝相养以生，相守以死；
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吾实为之，其又何尤？

这段悲怆的文字，是整篇文章的高潮。千百年来，它撞击在无数读者的心上，是古今祭文中最沉痛的旋律。深长的凄怆无奈中，回荡着无法宽释的自责，令沉痛难以自拔。其实，世路身不由己，无法照顾好家人，别人不会以此苛责韩愈，然而韩愈就要以此“苛责”自己。在这种苛责里，我们读出了他对亲人的爱，更读出了他永不放弃的对责任的承当。

当然，在凄怆的祭悼中，仍然回荡着作者对自己坎坷遭遇的无奈与不甘，但如果只有愤激的失意之悲，而没有作者在深沉自责中的承当，就不会形成此文如此震撼人心的力量。作为祭文中的“千年绝调”，文章所书写的，是精神的痛苦，更是精神的悲壮，唯有悲壮，才会撞响艺术的洪钟大吕之声。

委婉的劝谏、深沉的自责，这些独特的笔法，在更丰富的意义上呈现了韩文“不怨之怨”的深刻内涵，让韩文于奔涌中有低回、澎湃中有沉郁。这正是苏洵所谓长江大河“抑遏蔽掩”的体现。这种独特的文风，体现了韩愈在强烈的淑世之心中，对道德内守的深刻追求。

/肆/

韩愈关切世事、其心中有愤激、有不平，然而他同样非常关注士君子要以道自守，立身高远，不要斤斤于外在的、一时的荣辱得失。在《答李翊书》中，他说：

待用于人者，其肖于器邪？用与舍属诸人，君子则不然，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如是者，其亦足乐乎，其无足乐也。

他期望士君子要追求精神的自立，不要被他人的好恶所左右。在谈到其古文学习体会时，他认为一个有志于学古文的人，一定立意高绝、以圣人为法，必须摆脱时俗趣味的干扰，甚至提出，如果时俗之人称赞自己，那就深可忧虑，因为这说明自己古文的造诣还很有欠缺：“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在《与冯宿论文书》中，他说：“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不疑耳。” 这种对外在毁誉全然蔑弃的态度，造就了韩文傲岸的骨力，也是他能含藏愤激的锋芒而使文风趋于浑涵的原因所在。

强烈的用世之心中，与高绝的内圣追求，这两者在韩愈身上形成微妙的融合。在《答陈生书》中，他劝慰失意的陈生：

盖君子病乎在己而顺乎在天，待己以信而事亲以诚，所谓病乎在己者，仁义存乎内，彼圣贤能推而广之，而我蠢焉为眾人；
所谓顺乎在人者，贵贱穷通之来，平吾心而随顺之，不以累于其初。

然而，韩愈真能彻底做到“平吾心而随顺之”吗？在《答李翊书》中，他说“仁义之人，其言蔼如”，然而韩文似乎并非纯然的“蔼如”。事实上，强烈的忧世之念，使韩愈难以摆脱世事不公所带来的愤郁不平，但内圣所追求的精神超越与超脱，让他的愤激有了顿挫和内敛。清代桐城三祖之一的刘大櫆，称韩文“雄硬直达之中，自有起伏抑扬之妙”，韩文不怨之怨这种饱含张力的笔法，就是其文风张力、精神张力的折射。

苏洵的“抑遏蔽掩”之说，道出了韩文奔放中的深沉、愤激中的悲壮，精当地揭示了韩愈的心曲和韩文命笔的曲折。在韩文流传的一千多年时间里，这个见解获得无数响应，成为韩文最经典的评语之一，是绝非偶然的。今天倘要深入感受韩文的艺术力量，仍然要不断体会其“抑遏蔽掩”的含藏与深沉。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韩愈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